風雲突變 山雨欲來
一九九六年，中宣部副部長徐光春召集十個中央大報總編開會，要《光明日報》刊登詆譭法輪功的文章，並要其它各大報轉載。隨後，中宣部管轄的新聞出版署向全國各省市新聞出版局下發內部文件，以「宣揚迷信」爲由，禁止出版發行當時名列北京十大暢銷書的《轉法輪》、《中國法輪功》等法輪功書籍。徐光春這麼做實際上違反了中共自己的「三不」（對氣功和特異功能「不干涉、不宣傳、不打棍子」）政策，想通過打擊法輪功撈取政治資本，當時就想給法輪功扣一個「初級簡陋邪教 」的帽子。
但是各大報都有許多人修煉法輪功，真正執行鎮壓的國家機器──公安部中煉功的人就更多。前面說的中華見義勇爲基金會感謝信中還專門提到爲當時的公安部長王芳治病，效果非常好。因而當時公安部裏了解法輪功的人相當多，很多人本來就是氣功愛好者。一些司長、局長、處長一級官員，還有很多外地公安局或公安廳的廳局長就是法輪功學員。原法輪大法研究會成員葉浩和李昌原來都是公安部的副局長、處長。
一九九六年的鎮壓根本沒來得及開始，就收到了幾十萬封羣衆來信，澄清法輪功的真相，後來不了了之。
一九九七年初，羅幹指示公安部在全國進行調查，網羅罪證欲定法輪功爲「邪教」。全國各地公安局經充份調查後均上報反映「尚未發現問題」，調查不了了之。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輪功定罪爲「邪教」，緊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動內幕情況，發現其違法犯罪的證據，各地公安政保部門要深入開展調查。
羅幹當時發的文件明顯帶有構陷的性質，先是聲稱法輪功是「邪教」，然後讓各地公安去搜集證據，等於「先定罪，後調查」。當時陸續有公安、統戰部和特工到法輪功的煉功點上學功，並和學員一起學習《轉法輪》，其實都是去臥底。但是法輪功無底可臥，因爲法輪功學員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而且來去自由，誰願意來煉都行，不願意了就走，既沒有人員登記，也沒有會費。很多臥底人員倒因此機緣而對法輪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爲堅定的學員。令羅幹吃驚的是，在全國各地，一條法輪功的罪證都沒有蒐集到。
但羅乾的兩次「調查」還是在一些地區造成了嚴重後果。
如：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向所屬公安部門發出了朝公發（1998）37號《關於禁止法輪功非法活動的通知》，有的輔導員被數次罰款，累計金額達四千多元。有的不給收據單，有的只給白條。由此引起四十餘人到公安部上訪；一千餘人聯名投訴朝陽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爲。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國公安部門發出《通知》，再度引發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層公安部門強行驅散煉功羣衆，非法抄家，私闖民宅，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等違法亂紀問題。
羅幹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兩次想把法輪功定爲「邪教」進行鎮壓。這倒不是因爲法輪功做錯了什麼，而是羅幹那時當了中央政法委書記，官兒坐到頭了，要想繼續往上升，就必須做出大動作來。這個和軍人不到戰爭時期很難立大功晉升將軍一樣。羅幹也想把水攪渾，這樣他這個政法委書記才能成爲政治焦點。
羅幹蒐集不到資料也很着急。他發現公安部這些負責氣功的人都很懂氣功，很多人自己也練氣功。羅幹在一九九六年開始爲此特意改組公安部，不但把編制改了，原來管氣功和懂氣功的人一律調走，爲下一步打壓法輪功鋪路。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喬石爲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根據大量羣衆來信反映公安非法對待法輪功煉功羣衆的問題，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詳細調查、研究，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江澤民爲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
科痞開道 顛倒是非
因爲羅乾等執意想通過打壓法輪功來攪渾水，圍繞法輪功的政治空氣也越來越敏感。在這期間，既有敢講真話、正面支持法輪功的媒體記者、政府官員，也有見風使舵、乘機大撈政治資本的小人利用各種機會誹謗、誣衊法輪功，爲日後的全面迫害製造事端。
一九九八年五月，羅乾的連襟何祚庥挑起了北京電視臺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何祚庥對北京電視臺《北京特快》節目的一個記者造謠，說中科院一個孫姓的研究生，因練法輪功導致精神病。實際上孫當時表現的不正常狀態和法輪功毫無關係。孫的室友和孫的同學都多次以詳細具體事實向何講清了。可何祚庥在十分清楚事實的情況下，在電臺竟仍用同一假證栽贓法輪功，純屬故意。許多從法輪功中受益的人自發去北京電視臺澄清事實真相。北京電視臺的一個副臺長看到法輪功學員的祥和，在了解真相後決定製作關於法輪功學員戶外煉功的新聞以挽回錯誤宣傳的影響（但是沒有公開道歉）。事情得以初步解決。
何祚庥號稱是「兩棲院士 」，實爲政治投機分子。他善於在科學家面前冒充哲學家，在政治家面前冒充科學家，尤其善於從意識形態領域批判真正的科學。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於光遠來到清華大學，找青年學生召開了理論學習座談會。何柞庥在會上提出探討與衆不同的問題：「自然科學有沒有階級性？」何祚庥因此而被于光遠看中，五一年畢業時，何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在於手下工作。從此，何開始在科技界到處揮舞大棒。
比如說，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何祚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蘇聯科學界批判量子力學中的唯心主義觀點》，提倡把當時國內政治鬥爭中對所謂唯心主義的批判應用到物理學。一九五五年，圍繞北京市古建築的拆留問題，正當以毛澤東爲首的「主拆派」和以著名建築學家、清華大學教梁思成爲首的「主留派」之間的爭論不休時，當時在中宣部的何祚庥抓住機遇，在《學習》上率先拋出一篇批判文章，《論梁思成對建築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攻擊梁思成的建築風格是「中國人的腦袋，外國人的身子」，是「階級調和的變種」，「梁思成的建築理論是直接違反總路線的錯誤理論」。於是，梁思成被迫做檢討，一場大拆大毀北京古建築的狂潮同時掀起，從而根本改變了北京城的面貌，也改變了何自己的政治命運。據一九九八年《人民日報》一篇題爲「『兩棲學者』─何祚庥」的報道，何迄今爲止仍然對這段經歷津津樂道，認爲使他「逐漸領會到什麼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此外何祚庥還掄起意識形態的棍子批判過摩爾根的遺傳學說、用馬列主義批判蓋爾曼獲得諾貝爾獎的「 夸克模型」，一直到晚年轉而批判氣功，聲稱是「僞科學」。
因爲何祚庥打擊科學、維護中共意識形態有功，《紅旗》雜誌力薦他當了中科院的院士。何則繼續利用他的院士頭銜拍中共、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馬屁。二零零一年，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宣傳正火，何祚庥在中科院的一次量子力學研討會上發言說 「量子力學的發展規律符合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理論」，當即有幾位正直的學者拂袖而去；何同時不知恥地將其「理論」整理成「論文」發表（何祚庥二零零一，「量子力學的建立與科技創新的評價體系」，《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二零零一年一期）。
因爲羅幹想借打法輪功向江澤民邀功請賞，羅的連襟何祚庥也就一次次不遺餘力地披着科學的外衣詆譭法輪功。但何祚庥的名聲實在太差，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長親自指示，今後北京市的媒體不得刊登何祚庥的欺騙言論，對氣功仍舊執行中央「三不」的政策。
（待續）
（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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