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打击对象的大批判原本是中共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武器。中共建政后所进行的所有政治运动，无论打击的对象是反右运动中的知识阶层，还是党内斗争中的高岗、饶漱石，是桃园经验中的“四不清”干部，还是文革中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无一不是舆论先行大批判开道。就连“共产主义阵营 ”内部争夺正统名分和领导权的斗争都没有例外。
失去功能的笔杆子
对法轮功的妖魔化宣传显然是中共最后一次全面使用批判的武器。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中共动用了所掌握的全部宣传机器，对法轮功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这个宣传攻势在头两个月是最高潮。由于“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预期目标完全没有达到，中共当局不知所措，宣传一度失去目标、方向和势头。直到 2001年，中共利用精心策划的天安门自焚案再次组织进攻。这一次，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导，是“重新组织”了“高压宣传、暴力和洗脑转化”三个方面的力量。在2001年全年的再次“批判”高潮过后，中共的宣传机器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失去了动力。此后，在不为人注意的情况下，当局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其他信仰团体和非中共的宗教团体的打压，基本放弃了几十年屡试不爽的“胡搅蛮缠讲歪理”的做法，代之以秘密抓捕、秘密审判和黑帮打手的“公然不讲理”的下三滥手法。
由于这个变化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过程中发生的，分析这一过程当可看出中共今天的败局其实早在当年就已定了。
连儿女都说服不了的理论
中共所面对的困境首先是理论的贫乏。1999年已经是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失败，从当年占据欧洲半壁江山的“社会主义阵营”退缩到三四个国家的窘况，共产主义理论也早已彻底崩溃。中共的理论“权威”们，只有重复老祖宗陈词滥调的胆量和水平，连儿女都说服不了。反法轮功的“大批判”不仅没有了文革时“两报一刊社论 ”的势头，也没有了1989年4-26社论时“捍卫社会主义” 的高调。用于“批判”的工具包括经典的辩证唯物主义、无神论、“反邪教”、反“伪科学”、反“封建迷信”等乌合之众。这些东西，连使用的人自己都不明白说的是什么，更不要说要面对的是坚定的信仰了。
自相矛盾的“战友”队伍
而临时拼凑出的使用“批判武器”的队伍则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的“‘法轮功’现象综合研究课题组”到不信神信中共的官方宗教组织，从专门整人打棍子从不搞科研的“科学家”到一脑子浆糊的劳教所警察，从肉麻吹捧“中国各宗教之间无冲突是因为有了无神论的中共领导”的道教协会会长到信誓旦旦的要用“科学战胜愚昧” 佛教协会副会长等等，不一而足。
这种互不兼容、自相矛盾的理论和队伍，只能在配合专政工具短时间内将对手彻底打垮的情况下起作用，时间越长，漏洞越多，最后就成为讽刺笑话。不止一次，在“高级别”的批判会上，被一部份发言者猛烈批判的内容，正是坐在同一边准备发言的同一战壕“战友”用来装门面的信仰。当然，说者和听者都不觉得是冒犯，毕竟在党徽、道袍和袈裟下跳动的是同样的“红心”。
中共面对的第二个无法逾越的障碍是无法打垮对手的坚定信仰。持续的“大批判”是一把双刃剑。中共的统治之所以能维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民众对它的恐惧心理。历次政治运动除了打击要打击的对象外，对普通民众加强“中共不可战胜”的虚幻假象至关重要。任何迫害镇压民众的行动，时间并不站在中共一边，拖得越久对中共越不利。连续几年的“大批判”，当然会扭曲民众的观念，造成对被迫害者的误解甚至莫名的仇恨，但也会使人产生对中共镇压机器作用的怀疑，并在事实上释出了被迫害者没有屈服、还在顽强抵抗的信息，这个信息又会对其他被迫害团体起到不可估量的鼓舞作用。这样，当局就在“批”还是“不批”这个问题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批”，让人看到这么多年都没能得到原计划“三个月解决”的结果，凸显当局无能；“不批”，眼看着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的“真相资料”而放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机器束手无策，还是凸显当局无能。 其他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如何给了中共“批判的武器”最后致命一击等，因为篇幅有限，拟另写专文讨论。 不敢见人的另一杆子 中共两杆子中的笔杆子本来有两个功能，一是进攻性的“大批判”，一是防御性的撒谎掩盖。失去了批判武器的中共，其笔杆子的功能就只剩下撒谎掩盖那一半。这就是最近整顿出版报刊市场、禁书、禁言、禁报导等一系列收紧言论做法的由来。另一方面，就是悄悄的使用另一杆子的暴力机器。一段时间以来，对不受中共直接操纵的民间团体、个人采用的手段都是如此。其表现包括抓人不敢通知家属，开庭不敢公布时间，上诉不敢通知律师，警察扮成土匪打人，而会见欧洲议会副主席则变成“和反华势力相勾结”，连法庭判决书都成了“国家机密”。当局对郑怡春、杜导斌、张林、陈光诚、力虹、池建伟、严正学、曹东、高智晟等人的抓捕、判刑都是使用的这种操作方式，这是中共统治方式向地下转型的实例。 践踏自己制定的宪法法律，公然的执法犯法，从来就不是统治强大稳固的表现。放着现成的法律不用，而以那些不敢公布的“红头文件”来作依据，只能说明统治者的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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