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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已去,惟留余音在人间!(图)
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先祖为清朝顺治时期的第一位状元,并曾出任宰辅,是以家门显赫。傅斯年亦是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他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国学,据说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 傅斯年从北大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 1926年冬回国后,傅斯年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后创办了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自任所长。他还积极组织了几次大的考古挖掘,如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其在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多出于这一时期。 抗战期间,傅斯年在兼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同时,还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抨击贪官污吏,当时权倾一时的孔祥熙就是在其弹劾下落马的。 抗战后期,日本战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共两党开始考虑政权问题。此时,一些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多为有名气的知识份子)希冀未来由三方共同执政,因此决定前往延安说服中共。1945年6月2日,黄炎培、章伯钧等民盟成员拉上无党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联合致电毛泽东,提出访问延安。两个星期后,毛才复电,表示欢迎;而蒋介石亦不表示反对。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6人乘专机抵达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到机场迎接。毛除宴请所有人之外,因了曾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缘故,还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交谈。傅斯年亦有机会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机关,并见到了中共的历史学家范文澜。 7月5日,访问团成员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与黄炎培称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不同,傅斯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泽东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 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傅斯年与毛漫步到礼堂,看到密密层层、各地献给毛的锦旗时,傅不无讽刺地说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点察觉到,但并没有回应。 对于同行的民盟成员,傅斯年认为他们很没有出息。他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们。 事实上,傅斯年一直对苏联和中共没有好感。早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他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则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结果,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在其眼中,中共与苏联是不可分割的,中共紧随斯大林搞专制,因此一旦共产党执政,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变成沙漠,等等。 当傅斯年看到许多青年人逐渐演变称激烈的左派份子时,十分不安。他曾与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想法,傅斯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大陆,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因突发脑溢血,傅斯年去世。在其追悼会上,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也纷纷前来告别,致祭者共计5000多人,而挽联、祭文、唁函唁电、纪念文章亦相当多。为了纪念傅斯年,台湾大学将其陵墓安置在校园内,人称“傅园”。 大师已去,惟留余音在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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