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近日刊出一篇評論文章，其標題諷刺這位曾替毛澤東和周恩來寫傳記的中、比混血兒是一位「文革的啦啦隊長」，指她曾在北京見過中共高層，享有其他外國人沒有的特權：被允許在中國各處旅行。做爲回報，她配合了中共扭曲的政治路線，替中共辯護，迷惑西方社會。
1980年，比利時漢學家西蒙·萊斯（Simon Leys）發表了一篇對她的一些著作極具破壞性的短文，例如引述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寫的三本書中提到該運動是「合理、要緊和必要的事件，是給予工人階級領導權和廣大羣衆民主聲音的唯一機會。」其論述牴觸了許多明眼的西方分析師，他們認爲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幫是透過暴力來鞏固其政治權力的。
此外，她在書中敘述紅衛兵是「乾淨、舉止端莊和有禮貌的」年輕人，他們「透過民主辯證的方法學習民主」，還說軍隊接管政府是「革命傳統的延續」，和「意識形態是凌駕純粹軍事野心的重申」。
西蒙·萊斯在文章中指稱，在四人幫已被拘捕後，她在1980年出版的《我的房子有兩扇門》(My House Has Two Doors)書中開始批評1960年代的左派和他們的罪行，說「在中國，每件事情似乎都瘋狂了」，然後寫說「軍隊的接管讓人想起了軍閥混戰」，「紅衛兵創造了恐怖統治」，「經濟也分崩離析」。
如果這樣的突然轉變僅僅是出自於後毛澤東時代的新宣傳使然，那麼韓素音就可能會被法國哲學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和西蒙．萊斯等人歸類爲「有利用價值的白癡」。誠如西蒙．萊斯所稱，從她晚期的書籍和著作來看，她一直都知道真相。
事實上，她曾承認「對於那些調查我的外交官和新聞從業者，我從我(微笑的)牙齒中」對於1958~62年間的中國大饑荒說了謊話。那時超過3千萬人死於毛的大躍進運動。
文章提問，爲何她知道真相卻有意誤導讀者呢？部份原因是她爲了讓自己還能繼續在中國旅行，但這樣一來，她不但欺騙了讀者，也玷污了她身爲中共西方發言人的公信力。
可笑的是，即使她的謊言被識破了，西方的知識份子並沒有迴避她。她和其他黨的作家還持續出書和寫文章來支持中共的政權，迷惑了20世紀的西方知識份子。
文章最後感嘆，不要以爲可能不會再有另一個韓素音，雄心勃勃的專制辯護者肯定會爭先恐後地繼承她的衣鉢。現在，我們都知道她的作品令人作惡，但其行銷方式卻又那麼成功。
(大紀元記者張東光編譯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