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莫言成爲中共國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第一人。結果被中共踢出百位著名作家的行列。 |
【人民報消息】（編者按：最近在網絡上看到莫言2005年的著作《會唱歌的牆》中的一個章節「毛主席死那天」，很驚豔。看完之後，某些句子一想起來我就爆笑不止，例如「那個參謀雙手捧着一個玻璃杯子，小臉肅穆得像紀念碑似的。」只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才能寫出如此生動的句子來啊，果然2012年莫言成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成爲中共國的國籍唯一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但很快莫言被政治正確了，一些頭銜被扒了下來。中國作家協會舉辦評點百年名作家活動，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不在名家之列。官媒文章指出，凡是抹黑新中國，詆譭社會主義的作品都缺少「紅色基因」，都違背主流民意，最終被掃進歷史垃圾堆。
與此同時，《今日頭條》發出題爲「莫言的問題不可容忍」的文章，列舉莫言的作品多年來「抹黑」、「詆譭」、「仇視」中共國，「崇洋媚外」的罪狀，驚現口誅筆伐的文革姿態。
此文後來被刪除。不過在網上言論一片圍剿聲中，也有人大膽直言，呼籲國人珍惜諾貝爾獎的榮譽，不要自絕於國際社會和世界文明。
我沒有看過莫言的獲獎作品，但近日看了「毛主席死那天」，真是入木三分。非常非常值得一看。）
毛主席死那天
（文／莫言）
之所以選這樣一件大事來寫，是因爲近年來看了不少跟偉大人物套近乎的文章。拉大旗做虎皮，不但有效，而且有趣，至於是否恬不知恥，何必去管。譬如鄧小平去世後，我就看到了文壇上幾個一輩子以整人爲業、寫了許多沒有人味的文章的「革命」作家的自作多情的悼念文章。其中一篇文章的題目叫做《敬愛的鄧政委救了我》，乍一看這題目，着實是唬人，還以爲他跟鄧小平有非同一般的關係，很像二野的師長旅長的口氣，最次不濟也是鄧小平的炊事員、馬伕什麼的。但讀了文章，才發現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這個人其實是被劉鄧大軍俘虜過來的國民黨兵，撕下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就算參加了革命，然後就一直在革命隊伍裏混事。別說他沒見過鄧政委，只怕連肖永銀、皮定均等二野的中層幹部都沒見過。現在，那些真正的老革命都去世了，就由着俘虜兵們信口雌黃了。反正他們知道，那些真正的老革命不會從棺材裏跳出來找他們算帳。這篇文章的大意是：1978年，鄧政委下了一個令，給全中國的右派摘掉了帽子，他是右派，也摘掉了帽子。其實，中國那批右派裏，有鐵骨錚錚的好漢，有天真的知識分子，但也有卑鄙的告密者、整人的急先鋒、玩弄權術的小陰謀家、聰明反被聰明誤了的小可憐蟲。他們當中有的人如果當了權，只怕比「四人幫」還要厲害，把他們劃成右派，的確是個誤會。我的天，原來鄧政委就是這樣救了他。其實，給右派摘帽那會兒，鄧政委還沒掌大權呢，那會兒還是英明領袖華主席領導我們，要感謝也應該感謝華主席。我相信，這個人當年一定也寫過感謝英明領袖華主席的文章。
油然想起，我在軍隊工作時，認識了中央警衛局的一個志願兵，具體工作好像是在食堂做飯。他說跟我是老鄉，我也就認了這個老鄉。我這個小老鄉有一個愛好，喜歡對人說中南海里的事，好像中南海是他家的責任田似的。這夥計還有一個習慣，喜歡直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名字。譬如提到江澤民，我們總是習慣稱做「江總書記」或是「江主席」，我這小老鄉卻一口一個「澤民同志」，還有「李鵬同志」「瑞環同志」、「喬石同志」等等。我問他，你們這些在「海」裏工作的同志，是不是能夠經常見到「澤民同志」他們？他肯定地回答：當然了，經常見，澤民同志喜歡拉二胡，坐在葡萄架下拉，我們圍在旁邊聽。李鵬同志經常到食堂來排隊打饅頭，我總是選個大的給他。
我不敢說我這小老鄉是在造謠，因爲現在的事情真假難辨。某部機關食堂裏一個志願兵就能替人辦中南海的出入證，明碼標價，貨真價實。這是被揭露出來的事實，不是我的捏造。
前面兩段小引說明，只要你厚顏無恥，只要你膽大如匪，那麼，你就可以跟無論多麼大的人物掛上鉤，這就爲我這篇文章找到了根據。原來我想，自己不過是個草民，誰當官我也是爲民，毛主席死了與我有什麼關係？現在我不這樣想了。現在我想，毛主席的死與我大有關係。不但與我有關係，甚至與我家的牛有關係。毛主席不死，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不大可能改變，階級鬥爭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學，也不會是現在這樣子的文學，而那樣子的文學我是不會寫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現在，我肯定不會當上所謂的「作家」。毛主席不死，人民公社決不會解散，人民公社不解散，社員家就不會自己養牛。所以說，如果毛主席活着，就不可能有我家那頭牛。由此聯想下去，那個寫了《敬愛的鄧政委救了我》的「革命」作家，其實您首先應該感謝的還是毛主席，如果他老人家真像我們千遍高呼萬遍歌唱的那樣「萬壽無疆」了，您那頂右派帽子就安穩地戴到死吧。說句不好聽的大實話，毛主席不死，鄧政委被第三次打倒後，大概就很難再爬起來了。
1976年9月9日上午，我們警衛班的戰士，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在凳子上，在班長的主持下，討論頭天晚上看過的電影《決裂》。這部電影后來被說成是「四人幫」反黨集團炮製的大毒草。這棵大毒草的故事梗概是說江西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抵制鄧小平颳起的「右傾翻案風」的事。葛優他爹葛存壯在影片裏扮演了一個專講「牛尾巴的功能」的老教授，演過《平原游擊隊》的郭振清在本片裏演了大學的黨委書記。這個黨委書記領着一羣文化考試不及格、憑着兩手老繭子上了大學的學生跟走資派鬥爭。鬥爭的結果好像就是大家都不必在課堂上聽教授講俄羅斯的黑土地和牛尾巴的功能，然後大家在思想轉變了的老教授的帶領下，到村子裏去給貧下中農閹小豬。好像還說到過有一箇中農出身的學生受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自己偷着去給人家閹小豬結果把豬給閹死了。這頭小豬的死當然也要算在鄧小平的帳上。大家義憤填膺或者是僞裝出義憤填膺的樣子，狠批着鄧小平妄圖搞資本主義復辟，讓我們貧下中農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滔天罪行。我們一個戰友名叫劉甲臺的，批着批着竟嗚嗚地哭起來了。班長問他哭什麼，他說被鄧小平氣的。我們班長馬上就號召全班向劉甲臺學習，說批鄧一定要帶着強烈的階級感情，否則批不出水平。
劉甲臺的表演讓我想起了當兵前在村子裏參加憶苦大會、看憶苦戲、吃憶苦飯的事。我們村每次開憶苦大會，上臺憶苦的總是方家二大娘。方家二大娘比劉甲臺厲害，劉甲臺講到半截才哭，方家二大娘從臺下往臺上走時就用襖袖子捂着嘴號啕大哭，就像演員在後臺就開始高腔叫板一樣。方家二大娘是個很有政治頭腦的憶苦專家。批劉少奇時她能把自己在地主家的磨房裏養孩子的事跟劉少奇聯繫上，說這事全是劉少奇害的。批林彪時她又說是讓林彪給害的。批鄧她肯定又會說，都是鄧小平給害的，讓自己在地主家的磨房裏生孩子。如今回頭想想，那個地主是不折不扣的大善人。寒冬臘月，大雪飄飄，一個邋遢不堪、渾身蝨子的叫花子倒在雪地上，要生孩子了，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貧下中農們也不講階級感情出來救她，這時，那個地主把她扶到自己家，安置在暖和和的磨房裏，地下還鋪上了一層金黃色的麥稈草，讓她把孩子生在草上。生完了孩子，還給她喝了幾碗熱粥。不是大善人是什麼？後來給全國的地富反壞摘了帽子，方家二大娘的口氣馬上就變了，她再也不罵地主心腸如毒蛇，讓自己在磨房裏生孩子，而是說那地主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閒話不說，書歸正傳。輪到我發言了，我也想學劉甲臺，哭出一點眼淚，贏得班長的表揚。但心裏沒有悲和恨，擠鼻子弄眼，死活也哭不出來。其實，我特別希望能恢復高考，因爲像我們這種中農子弟，永遠不可能被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哪怕你手背上都磨出了老繭。當時，所謂的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純屬一句空話。每年就那麼幾個名額，還不夠公社幹部的子女們搶的，哪裏輪得到村裏人？但如果是憑考試分數，我也許還有希望。因爲我的大哥就是在「文革」前考上了大學。儘管內心裏對《決裂》有看法，但我還是裝出一副深受了感動的樣子，痛罵了資產階級的教育路線，痛罵了鄧小平妄圖復辟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狼子野心。痛罵之後就是歌頌，歌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文化大革命」有啥成果，其實我也不知道。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中國老百姓裏，除了張志新、遇羅克等人，敢於捨命堅持真理，其餘的絕大多數，都跟我一樣，是一些人云亦云的糊塗蟲。讓批劉少奇咱就跟着批劉少奇，讓批鄧小平咱就跟着批鄧小平。有時候心裏有那麼點彆扭的感覺，也鬧不清是怎麼回事。但我想，即便我像張志新一樣發現了真理，也未必有勇氣挺身而出。手裏掌握着真理，又不敢挺身而出，這種痛苦肯定比感冒嚴重。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人生就「難得糊塗」了。想當年鄭板橋創作這句座右銘時，大概就是這意思。說到這裏，忍不住又想瞎扯幾句：孔夫子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我理解這話，就是要敢於承認自己覺悟低，不要像有的人那樣，林彪當副統帥時，祝他「永遠健康」的調子喊得比誰都高，但等到林彪一出事，馬上就換了一張臉，說：我早就看出來了，跟在毛主席身後，一臉的奸臣相。
我們正批着鄧小平，業務科的一個參謀滿臉神祕地走進來。我們單位人少，幹部戰士之間的關係很隨便。這個參謀是高幹子弟，據他自己說他的爹跟着國家領導人多次出國訪問，還把一些模模糊糊的發了黃的照片給我們看。雖說是高幹子弟，但他卻出奇地吝嗇，好佔小便宜，夜裏值班時，常從窗口鑽進廚房偷雞蛋，被我們警衛班擒獲過多次。因此他在我們班裏一點威信也沒有。他一進來我們班長就往外轟他：滾滾滾，沒看到我們在批鄧？他不說話，過去擰開了班長床頭櫃上那臺紅燈牌收音機，頓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男播音員那沉重、緩慢的聲音響徹全室：各位聽衆請注意，各位聽衆請注意，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將於今天下午兩點播放重要新聞，請注意收聽……
我們這些農村來的孩子，誰也沒聽過這樣的廣播。有什麼事直接說不就行了嗎，爲什麼還要等到下午兩點？我們班長畢竟是老兵，政治經驗比我們豐富，他的臉頓時就嚴肅起來。他盯着那參謀的小瘦臉，低聲問：會有什麼事呢？會有什麼事？參謀把班長拉到門外，低聲嘀咕着，不知說了些什麼。班長進屋後，看了我們一眼，好像要對我們說什麼，但最終還是沒說。我們都盯着他看，他說：散會吧，各人把東西收拾收拾，給家裏寫封信吧。班長說完這句話就走了，他跟我們的管理員是密友，兩個人經常通宵達旦地研討馬列主義，我們看到他鑽進了管理員的宿舍，知道他們倆又研究國家大事去了。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班長走了，劉甲臺爲了王，他說：要打仗了，肯定是要打大仗了，我估計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弟兄們，準備着上戰場吧！
劉甲臺的話激得我熱血沸騰，打仗好啊，我太盼着打仗了。因爲家庭出身不是貧下中農，政治上不受信任，見人矮三分，自卑得很，上了戰場，用勇敢、用鮮血洗刷恥辱，讓他們看着，中農的兒子作戰勇敢，不怕犧牲，犧牲了也給爹孃掙一塊烈士牌子，讓他們在村子裏昂起頭，挺起胸，再也不必見人點頭哈腰。我甚至想像到了自己英勇犧牲的情景，像董存瑞炸碉堡，像黃繼光堵槍眼……我被自己感動得眼睛潮溼了……
熬到下午兩點，所有的幹部戰士都集中到食堂裏。餐桌上擺着我們班長那臺剛換了四節新電池的紅燈牌收音機，一擰開開關，充足的電流衝得喇叭嗡嗡地響。電池是我到村裏的供銷社裏去代班長買的，遵班長囑開了發票。我把電池和發票交給班長時，班長悄悄地對我說：毛主席死了。
班長的話像棍子一樣把我打蒙了。這怎麼可能呢？毛主席怎麼能死呢？誰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
兩點還沒到，收音機裏就播放開了哀樂。這一年我們已經聽了好幾次哀樂，先是朱德死，接着是周恩來死，但他們死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沒提前預告，看來毛主席真死了。看戰友們的神情，我知道其實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死了。那個參謀雙手捧着一個玻璃杯子，小臉肅穆得像紀念碑似的。我們的首長拉着長臉，一支接一支地吸菸。哀樂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男播音員用沉痛的聲音說：……
用省略號是因爲我忘了廣播詞兒，去查當年的報紙又太麻煩，隨便編幾句又顯得很不嚴肅，所以只好用了省略號。
當廣播員說到毛主席因病醫治無效不幸逝世時，那個參謀手中的玻璃杯子掉在了地上，跌得粉碎。然後他就去找笤帚、撮箕子把碎玻璃弄了出去。當時我就感到這個杯子碎得沒有道理，現在想起來更覺得沒道理。他是那樣吝嗇的人，提前就知道毛主席死了，雙手攥着杯子，怎麼會掉在地上呢？這分明是表演，而且是拙劣的表演，但我們的領導還是表揚了他，說他對毛主席階級感情深。
毛主席死了，上級立即發來命令，讓我們進入一級戰備狀態。原來我們只有槍，沒有子彈，進入一級戰備，馬上就發了子彈。我們用半自動步槍的，每人發一百顆子彈；用衝鋒輪的，發一百五十顆子彈。一下子發了這麼多子彈，子彈袋子裝得滿滿的，心裏也感到沉甸甸的。上崗時，子彈上膛，一摟扳機就能放響。領導也揹着手槍查哨，好像戰爭隨時都可能爆發。我們單位人很少，營房跟老百姓的房子緊密相連，村子裏的人幾乎每天都到我們院子裏來，有來借工具的，有來找水喝的，還有幾個姑娘，跟我們的幾個幹部談戀愛，進出我們營區，就像到自己家似的。進入一級戰備，領導給我們警衛班下了令，老百姓一律不準進營區。我們執行命令，把老百姓堵在門外，一般的老百姓沒有意見，但那幾個姑娘有意見，有意見也不讓進。緊張了兩天，等毛主席的追悼會開過，大家就懈怠了。儘管上級還沒撤銷一級戰備的命令，但領導把我們的子彈收了上去，說是怕出事。交了子彈，我們就更加懈怠了。我們單位在那幾天裏，匆匆忙忙地去買了一臺14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儘管信號微弱，畫面跳動、扭動，幾乎沒法看，但村子裏的老百姓還是來了。他們圍在大門口要進來，我們執行命令不放他們進來，他們就發牢騷：還還「軍民團結如一人呢」，還還「軍民魚水情」呢，忘了我們給你們抬擔架送軍糧那會兒了！這個村抗日時期是革命根據地，30年代入黨的就有四十多人，省裏、縣裏都有這村裏的人當官，最大的一個在中央當部長，不好惹的。我們領導怕弄出矛盾來，就讓我們把電視搬到院子裏，然後開大門放人。我們一開大門，老百姓就像潮水一樣湧了進來。
毛主席死了！這句話、這個事實，像巨雷一樣驚得我們目瞪口呆，連我這樣的草民百姓，都爲國家的命運擔憂，都認爲中國的日子過不下去了。但後來的事情發展變化得有點天翻地覆的意思，毛主席死了，天並沒有塌下來，老百姓也並沒有因爲他死了而活不下去，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活得不賴。現在，連老百姓也知道毛主席生前犯了許多錯誤，但許多人、起碼是我，並沒有感到當年把毛主席當成神是可笑的，許多人、起碼是我，想起毛主席，還是肅然生出若干的敬意。毛主席之後，在中國，再也不會有誰能像他那樣，以一個人的死去或是活着，影響千萬人的命運。（文章到此摘錄完畢）
各位，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我們是否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