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 一年前，在中國各主要城市，抗議者舉著白紙，進行了後來被稱為「白紙運動」的抗議。他們高喊一個多月前在北京四通橋隻身抗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其清零政策的彭立發提出的一連串口號，並進而發出了“我們要人權”、“打倒共產黨！”、“習近平下台！ 」的呼聲。 據美國之音報導，在中國白紙運動一週年即將來臨之際，面對中共不斷升級的對異見人士的鎮壓和對普通民眾的監控，以及習近平當局高層不斷出現的人事動盪，中國政治格局的未來成為海外中國異見人士討論的中心。在最近的一次聚會中，他們探討了在中國可能發生的政治變局以及他們的應對策略。 紐約《六四紀念館》負責人於大海說，中國變局的基本脈絡清楚：改革開放之初，中共否定了個人崇拜，廢除了終身製，開始實行集體領導。但習近平上台後開歷史倒車，對內鎮壓百姓，對外「和侵略者穿一條褲子，和自由世界處處作對」。 「中國的廣大民眾，包括中共的廣大黨員，都在期盼著把習近平趕下台，期盼著中國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於大海表示。“關鍵的問題是.....被奴役的中國人究竟能夠做什麼？怎麼做？” 魏京生：高層政變的社會基礎已經具備 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73歲的魏京生認為，現在中國高層發生政變的社會基礎已經超過當年“粉碎四人幫”時代，即他稱之為“鄧小平和華國鋒搞政變的時候。” 「老百姓對共產黨的不滿比當年要強烈得多。也就是說這個社會基礎，社會條件已經存在了，」在中共監獄中坐牢近20年、1997年流亡美國的魏京生說。 「那麼剩下的就是政變,這要靠偶然性，要靠機會。不是說你能預計哪年哪月哪日就一定會政變，但是條件成熟了，總歸會成的。張三不搞，李四也要搞，」魏京生說。 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如願將所有權力集於一身，建立了由親信組成的最高權力機構和政府部門，但不到一年，他挑選的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相繼“失踪”，火箭軍高層坍塌。 王軍濤：海外民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動變局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博士呼應了魏京生的判決。他認為，習近平的反腐掃黑已經讓中國的官員、知識分子、企業家都無法生存，“我現在知道馬雲、曾慶紅這些人腸子都悔青了。” 「中國現在完全存在著戰勝、推翻習近平的這樣的人，但是他們不敢動、動不了，」 王軍濤說。“那什麼時候能動呢？我覺得如果參照中國歷史上的經驗，就是需要一些邊緣事件。” 王軍濤曾因參與1976年的四五運動和八九民運多次入獄，1994年獲保外就醫流亡美國，之後，他獲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管理專業碩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係比較政治專業博士。 王軍濤認為，海外民運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應當推動變局，推動那些草根性的力量去發起一些事件，然後去對習近平造成一個對他的威信、對他的威嚴造成一個衝擊。” 在中共二十大前，北京四通橋抗議人士彭立發濃煙中瞬間展示的橫幅內容，僅在一個多月後就變成了海內外抗議習近平清零政策和專制獨裁的共同口號。習近平隨堅持了三年的清零政策一夜廢除。 這既證明了習近平雖集權有術卻無法保證黑天鵝式意外事件隨時會發生；同時也證明了為保執政，習近平可以隨時改變任何重大政策以化解危機。 網友：幾個月稱心生活便抹去了痛苦記憶 「走過很多橋，你再也沒走下一座橋。」10月13日人們在微博上紀念彭立發。去年，彭立發被當局帶走後至今下落不明，家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當局監控。 但有網友承認，一年後，當年的那些滿腔憤怒以自己都不理解的方式被遺忘了。「甚至連遺忘都不是，而是憑空消失，這麼容易，這麼輕鬆，」「nova7你在焦點在」寫道。 另一位網友寫道：“只消幾個月如常、稱心的生活便可以抹滅我們對於痛苦的記憶，卻是不爭的事實”， “一面覺得荒誕不經，一面又自我寬心，活下去，生命不能負重萬鈞前行，這不是責任的逃避。” 在紐約，與去年抗議清零、支持彭立發、支持白紙運動的大規模抗議相比，今年在時報廣場紀念這場運動的只有區區一打人。但不可否認，彭立發的勇敢榜樣激發了部分海外學子走上了對抗北京當局的道路。 胡平：民主力量被打得啞口無言 魏京生認為，「海外民運為中國百姓樹立了民主大旗」；王軍濤認為，「海外得天獨厚」、「有機會真的去考察世界各國的憲政經驗」。相較之下，《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對中國政局和海外民運的評價卻沒那麼樂觀。 “作為民主力量，包括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有民主思想的企業家，我們都面臨一個共同問題，現在在中國整個都變得啞口無言，被人家打成這個樣子。” “有時候歷史看著你覺得很可笑，就那麼幾個人站在台上做那麼不得人心的事，底下那麼多人反對，居然還拿他沒辦法。” 胡平畢業於北大哲學系，1979年參與西單民主牆運動，發表著名的《論言論自由》。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他參加地方選舉，當選為北京海淀區人民代表。1987年來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博士，隔年選出國民聯主席，投身海外民主運動。 「就是沒有能夠互相通氣，沒有能夠採取共同的行動，就需要這麼幾條，」76歲的胡平總結道。「今後要取得一種突破，那就是今後我們能夠做什麼？怎麼樣以更好準備進入中國政治變化這個大舞台，在中間發揮一個重要的一個角色，這是我多年來思考最多、也是最傷腦筋的一件事情。” 海外民運應主張暴力還是非暴力？ 在海外民運扮演什麼角色、採取什麼策略的問題上，魏京生與胡平之間也有分歧。 魏京生認為，海外民運樹立了民主大旗，傳播了民主理念；他認為，共產黨最害怕的就是暴力革命，他們打擊最狠的就是海外民運中主張暴力革命的人。“你看看你的敵人的動作，就知道你的優點或你的缺點在哪裡了。” 魏京生表示，中國大陸不可能發生台灣那樣的民主轉型，「暴力推翻是唯一可能的方向。」他認為，「政變畢竟代價比較小，整個社會代價比較小」；「我們最希望中國能有一個成功的政變來轉型，來轉成民主政治。” 魏京生指，“不能搞暴力革命，必須和平理性非暴力”，這些都是西方親中共的政治家、企業家製造出來的理論。 但《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則認為，非暴力是海外民運的唯一選項，“我們只能做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胡平認為，除非建立起“非暴力有用”和“非暴力可調整”這樣兩個信念，“中國永遠不會有大規模的街頭運動。” 「如果這輛車沒有煞車沒有方向盤，那誰敢去坐啊？」胡平比喻。 胡平認為，「非暴力要成功就是要靠規模，」原因是「統治者的權力是建立在千千萬萬的服從乃至配合之上的。如果下面有人拒絕服從，而且對你說No，你的權力就是化為烏有。 ” 胡平是海外民運的理論家。在八九民運期間，他就提出著名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理論，認為天安門廣場的抗議學生如果實行階段性妥協，不僅可避免當局的軍事鎮壓，還能保存黨內高層同情民主的改革派。對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勇武派的激進做法，胡平也有類似的評論。 在海內外民運圈中，對他的觀點一直存有很大分歧。安徽異議人士沈良慶批評胡平的「見好就收」理論「是一套用理論包裝的失敗主義、投降主義政治主張」。 10月7日中國民聯、北京之春、六四紀念館、中國民主黨聯合主辦了《中國的變局與我們的應對》討論會。魏京生、王軍濤和胡平為主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