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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英雄”孙志刚
颜丹
【人民报消息】2003年，SARS疫情最为严重的广州发生了一件令中南海坐立不安的大事。因为几乎就在疫情肆虐时，广州曝出了一桩“三无”人员被“收容”致死的案件。此案牵连甚广，引发了大量民众对其真正元凶——那部名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恶法进行强烈声讨。因良心媒体人坚持报导、死者家属坚持尸检、几位法学界人士坚持上书，这一存在了几十年的恶法，在案件发生3个月后，只用了不到5天，就被中共当局废除了。而案件中的受害者孙志刚也成为了中国人心中最当之无愧的“悲剧英雄”。
孙志刚为何会被“收容”，或许得从他被警察认定为“三无”人员的那天晚上说起。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左右，离开出租屋、打算去网咖的孙志刚在路上遇到了一些清查“三无”人员的警察。
2004年，一家陆媒在刊发的《2003年06月23日：孙志刚死亡真相》一文中写道，当晚“由于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孙志刚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到了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他又“被送到天河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在这里被认定为“无暂住证、无正当职业、无正常居所”后，他又被警察送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在此处，他被关了9个小时，以为“报告自己有心脏病”，就能“放他出去或住院治疗”，但中转站却将他送到了“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就在这个名为“救治”、实际上却能让人“站著进来抬出去”的死亡之地，孙志刚被活活打死了。
根据上述文章所揭露的“救治站黑幕”，好端端的人会在救治站被打死，并不是小概率事件。在这起“孙志刚案”中，被判死的主犯、救治站护工乔燕琴曾在被抓后冰冷地表示，“这里死一个人像死个蚂蚁一样”、“反正（把人）打死也没事” 。当时，他指使其他被收容者群殴孙志刚，也只是因为嫌他“太闹”。
从该救治站的一份死亡记录上能看到，仅在2002年最后三个月以及2003年1月的头20天里，这里就有“相当数量病人死亡，死亡人数分别为16、15、15和12”，且原因不详。在孙志刚死亡前的3天内，还有两人也突然病死，另有一人因“头部挫伤，颅内出血”而亡。
实际上，救治站认定的“病死”未必属实。就孙志刚而言，他的死讯被传出时，救治站对外宣称，他是“猝死”于“脑血管破裂”、“心脏病”。但根据法医尸检后得出的结论，孙志刚是“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了“创伤性休克死亡”。从受害者“遭受钝性暴力”及其“背部可见多处条形下出血”来看，凶器很可能就是救治站里清晰可见的塑胶警棍和电警棍，这类器械一般只掌握在护工手里。
有资料证实，广州市救治站里的护工都是保全出身，他们平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用暴力手段“防止病人闹事和暴动”。有律师表示，要知道孙志刚死前，是否有护工用警棍对其进行殴打，“只要播放当时的监视录像就可以”，但最终“这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并未出现”在法庭上。
也就是说，即使有护工被判死，此案的真相也没有被完整地还原出来。此外，如果护工被证实能像吃家常便饭那样，动辄就用警棍对被收容者行凶，管理护工乃至整个救治站的负责人就不该只以“从犯”的角色被轻判。有网友表示，孙志刚不会是第一位受害者，这种与黑监狱无异的救治站也不可能只有广州这一家。在当地民政局和公安局的批准、安排下，该救治站被安置在了广州市精神病院（后改称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的大院里，并由精神科大夫来负责被收容者的治疗。
政府把正常人送进精神病院，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迫害。广州当局敢公开这么做，不过就是因为当时正处于江泽民当政时期，司法部门被赋予了井喷的权力，而将公、检、法全部纳入麾下的政法委又是由江积极打造的；执法者所参照的不是法律，而是当权者的意愿。除了江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违宪的恶法也一直在为恶人壮胆、撑腰。
有资料记载，这部名为“收容遣送”恶法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11月11日，它出自于中共公安部的《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其目的已经毫不避讳地显现在标题中。然而，基于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所明文规定的“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中国大陆1954年的宪法还保留著“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字句。这意味著，公共安全部当年那份报告从一开始就是违宪的；警察若无正当理由，“制止人口自由流动”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中共明知“就宪法的基本原理来说，作为公民，凡是法律未禁止的都是许可的；作为政府，凡是未经法定授权的都是禁止的”，然而为了让违宪的政令合法化，中共竟在1975年时，将有关“迁徙自由”的条款从宪法中删除了。
从那以后，户籍制度名正言顺地成了中国人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枷锁，“暂住证”也因公安部1985年制定的《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而走向合法化了。
直到今天，中共都没有恢复中国人的“迁徙自由”。而在“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1992年，中国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搬上了台面，严令“居住3天以上的非本地户口公民办理暂住证，否则就视为非法居留，须收容遣返”。 在具体实施时，各地执法者又将“三无”人员，即无三证（包括身分证、暂住证、务工证）、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的人简单、粗暴地认定为需要被收容的“流浪者”。
孙志刚已在广州一家公司入了职，但因“处于试用期”，警察就大笔一挥，记下他“无稳定生活来源”。由于跟朋友租房，警察也认为他“无固定住所”。说那晚他出门时没带身分证，可隔天就有朋友送到了派出所。尽管朋友提出为他补办暂住证，但警察却表示“没有进行核实必要”，一口回绝了他们的请求。
那个被判“错误收容孙志刚”、入狱两年的警察在法庭上说，自己是“替罪羊”，只是“根据广州市的有关文件”，“执行了上级命令”而已。他始终没有体认到，他所执行的文件本来就是恶法的延申，执行恶法就等同于作恶，“替罪”也是他善恶不分的结果。
在中共麾下，是非、善恶不分并非始于执法者，此现像在立法的时候就存在了。 对于“广州市规定，没有广州市暂住证和正当生活来源即应被收容，持有身分证者不能排除在外”的无人性要求，一个参与制定了《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的官员公开辩称，广东省的法规似乎更有人性，因为只规定“‘三无’同时具备，且流落街头者方可收容”，若“公民有身份证明但未随身携带，公安部门应予以查核，如确有合法身分证明不应收容”；这也是“依照中央文件执行的”。
其实，这种比烂的逻辑很符合中共官媒向来所宣称的“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的说法。但仔细想想，中共的出发点是为了百姓好吗？ 如果真是如此，为何在1998年，也就是中共将“迁徙自由”从宪法中删除的20多年后，又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呢？要知道，该公约第9条已明确规定，“除非依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第12条也规定，“在一国领土内合法居留之人，在该国领土内有迁徙往来之自由及择居之自由”。
这种差别对待只会让人看到，中共从来都没把中国人当人。的确任何人都有“迁徙自由”，然而在中共看来，大陆的亿万韭菜根本就不是人。于是，专门针对韭菜来剥夺其自由的恶法不但出炉了，还被推行了长达几十年之久。有良知的法学界人士一直在振臂高呼，希望废止恶法，但最终却收效甚微。中共麾下的各类执法者依然“毫不动摇”地秉承恶法，以“有罪推定”这种带有明显恶意的方式侵犯著中国人本该被宪法赋予、围绕著“迁徙自由”而展开的各类自由。
2003年6月20日，强制推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国务院下令废除了，此举被视为中共“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但同时，一篇由多名学者联名发表的《关于立即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呼吁》文章却写道，“孙志刚的遭遇，只不过是千千万万民工同胞和父老乡亲命运的一个缩影 ”。很显然，恶法的牺牲品不只孙志刚一人。
另有文章补充道，在“收容”之网越撒越大的过程中，“有了‘苏萍’，有了程树良、黄秋香、张正海、朴永根…等等一桩又一桩惨案，有了‘604次列车上跳车逃跑摔死的女民工’和宝安区囚车上‘下饺子似的一个个摔下’死伤的‘外地人’等不知名的冤魂”。
面对中共的铁拳、铁腕、铁律，中国几乎所有媒体都长期处于噤若寒蝉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没机会出现在公众眼前的“收容”致死事件肯定还有很多。而他们的亡灵决不可能只因一纸政令被废止而得到些许宽慰。作为恶法的牺牲品，其冤屈很难被昭雪。
如今，一部恶法被废除，但违宪的罪魁却依然没被绳之以法。中共若继续以暴力治国，中国人因被剥夺人权、自由而死的案件就不会停止上演。不受法律约束，毫无底线为所欲为，这样的刽子手若集党、政、军大权一身，其治下百姓又怎会有安全感？△
（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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