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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立“国家成就馆” 就是复制苏联模式
杨颖宇
【人民报消息】上周香港的城中热话，无疑是“国家发展成就馆”。根据文体旅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科学馆将迁往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馆，科学馆原址将改建“成就馆”。消息传出，全港沸腾，我在脸书上所分享的帖文，“派嬲”者众。无他，科学馆和文化博物馆都是香港人重要的集体回忆；拆除文化博物馆，更象征着消灭香港文化。
为何港府想将成就馆放在科学馆原址？笔者认为有两个象征意义。首先与“一国两制”有关。科学馆旁就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将来一个馆介绍香港，另一个馆介绍国家成就，就能够在空间布局上象征一国两制；若“成就馆”的建筑规格高于历史博物馆，更能够象征一国高于两制。第二，“成就馆”的选址与当年高铁总站一样，不选在新界而选在香港的心脏地带，象征中央拥有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由于“成就馆”的本质是政治工程，因此不惜工本在市中心安插政治图腾，反而是最符合初衷的做法。
“成就馆”早于1939年由前苏联创立
在香港搞“国家发展成就馆”，一言以蔽之，是将香港纳入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重要的一步。“成就馆”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招牌产品。社会主义阵营要向资本主义世界彰显其优越性，兴建成就馆、举办成就展是重要手段。1939年于莫斯科建成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馆”（Выставка достижений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就含有“成就”（достижений）一词。在一党专政下，“成就”一词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它是全党全军拼死换来的革命成果，观众们就算是社会贤达，观看时也必须怀着崇敬、虔诚的心，例如1954年北京“苏联成就展览”设有美术馆，曾经居港的中国画家叶浅予兴奋地说：“这次展览会上陈列的苏联珍贵的美术作品，给中国画家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每一幅作品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社会贤达如此，平民大众更必须组织起来进行宗教膜拜。1955年，苏联建设成就展览移师广州举行，官方成立“学工会”，全名是“苏联展览会广州学习苏联技术文化工作委员会”，目的是帮助工农业和文教艺术方面的科学技术人员、作家、教授、工程师等“有系统，有实效的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工作经验”。单是讲解员便有四百多名，首日入场人数三万多，意见簿上写满“伟大的友谊，崇高的理想，人类的榜样，世界的光辉”等洋洋洒洒的观后感。
战后共产国家纷纷以“成就馆/展”作为宣传与政治工具
成就馆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文化，大致有四个特点。
第一，由老带新，将成就逐级传达，方便复制，扩大影响。社会主义老大哥固然最有资格搞成就馆，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兄弟国家例如1955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成就展览会”，对于中共可能更为惊艳，因为它用了十年时间，机械工业产量已达战前最高水平的两倍，一来彰显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二来折影了重要信息：小国成就也可如此，中国一定能够超英赶美。
第一次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后，终于轮到中国搞自己的成就展览了。对内的，有例如“潮安县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成就展览会”，展示如何连续三年拥有“亩产千斤县”的光荣称号，各县各乡纷来学习；对外的，中国开始向亚非拉国家展示自己的建设成就。例如1957年在缅甸举行经济成就展，香港《大公报》的标题是“展览经济巨大成就，展览馆建筑材料全由国内运去”。换言之，苏联的建设模式和展览模式已经在中国复制，中国已经由“学习者”变成“策展者”。“社会主义建设”固然重要，但“成就馆”某程度上更为重要，这是让人服膺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宣传工具。
第二，既然“成就”是彰显党国之功，策展过程便贯彻了党国权力的运用，展品、参加者，都经过政权精心挑选，相关的文字纪录在在编织着“伟大”的故事。再回到上面提及的1954年北京苏联成就展览美术馆，香港《大公报》报导齐白石会见的贵宾是苏联七十三岁的老画家、苏联艺术研究院的院长、“斯大林奖金四次获得者”亚·米·格拉西莫夫。后来的苏联建设成就广州展览，新建成的广州中苏友好大厦场地面积比本来最大的岭南文物宫大了一倍。
第三，既然成就馆是一种宣传工具，当社会主义阵营决裂时，成就馆便难免变成政治斗争工具。文革时期，中共仍然在古巴、罗马尼亚、赞比亚等国举办中国成就展，作为一种软实力拉拢第三世界，抗衡苏联的影响力。中苏决裂后，香港左派报纸对苏联的成就展览嗤之以鼻，不予报导，相反只有右派报纸予以报导，颇有揶揄中共的味道。
“成就展”曾用作统战港、澳人士工具
第四，成就展有明显的统战意义。上述1955年苏联建设成就广州展览，其中一个目标观众就是港澳人士。改革开放后，在港统战机构亦举办过例如“中国体育成就展览会”。不要以为体育成就展览就没有政治意味，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期间举办的“振兴中华”体育成就展览，就开宗名义要突出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体育成就。
“成就”一词，并不中立，“成就馆”更是中共扩张政治影响的重要文化工具。将来在香港的成就馆建成后，香港人除了继续会被禁止讲“香港曾是殖民地”等客观史实外，还将进一步被置于文化极权之中，必须采用成就馆的角度叙述中国历史和现状，思想控制更为严峻。
镜头去到1965年。大会堂举办中国玩具展。某左报说有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公公，不管要排除站多久，每天都要去参观一次。他说：“因为，我终于看到了中国第一！”
将来围绕着成就馆的叙事模式，大体也离不开这个。△（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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