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我們在夜話中南海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介紹了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當時還只是副省部級但照樣當選中央委員的有十幾位，而當時雖然暫時還是副部級待遇但事實上早已經被內定爲央行行長接班人的潘功勝之所以名落205名當選者之外，除了順利當選中委的殷勇在二十大被瘋傳是央行行長接班人的第一順位故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部分中共二十大黨代表們的判斷。另一部分黨代表的“賴政”導致姓氏筆畫越多，丟票越多的現象也是潘功勝被從預選名單上差額下去的因素之一。至少有部分黨代表不認真行使黨代表“神聖的民主權利”，在預選過程拿起按姓氏筆劃排名的候選人建議名單就從頭開始畫勾，畫滿主席團宣佈的205個應當選者爲止，後面因爲姓氏筆畫過多的17個就活該了。 在二十大中委預選過程中，所有17名被淘汰者中，也受姓氏筆畫太多而影響得票率的據說還有譚成旭、戴厚良兩位。 先說1963年9月出生的譚成旭。此人是2019年10月由地方副省部級崗位，時任遼寧省計劃單列市任大連市的市長平級調任鞍鋼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 筆者不清楚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是爲何相中了這個譚成旭作爲重點培養的正省部級崗位接班對象，特別將他列爲大會主席團成員。不幸的是他在中央委員預選過程中被淘汰後，參加候補中委的預選再被淘汰。於是，中組部似乎是已經放棄了對他的提拔計劃。考慮到他在副部級央企一把手位置最最多也只能幹到63歲，於是乾脆提前爲他安排了二線職務，在今年三月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上安排他出任了一屆外事委員會的委員。 和譚成旭、潘功勝一樣都是出生於1963年的戴厚良，是從中國石化系統一路爬升上去的，2016年開始出任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董事、總經理、黨組副書記，同時還兼任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裁。2017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後即在十九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 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他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兼任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副部級身份和譚成旭一樣被安排成大會主席團成員。但這種刻意的安排顯然沒有起到作用，落選中央委員之後，這個戴厚良也和譚成旭一樣，也沒有當上中央候補委員。 同樣，也是因爲二十大之後對戴厚良放棄提拔後，中組部便給他安排了一個安慰性的職務，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委員 。 筆者過去的文章中曾經介紹過：自從中共政權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施行了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差額選舉之後，差不多每屆都會出現黨內高層所不樂見的“民主事故”，就是說本來就被安排進“建議名單”中陪選的人往往沒有被差額掉，而高層非常希望當選的反而落選。 同時筆者過去也有相關分析文章指出，事實上中共當局實行了所謂黨內差額選舉之後，“陪選”的概念便應運而生。“陪選”是伴隨着中共政權的“差額選舉”出現的一種上行下效的特有現象。中國大陸的一家官網曾刊登《“陪選”現象凸顯法律漏洞》批判這一弊端。 另有一篇作者署名季正矩和彭曉的文章《當前黨內選舉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更是直言“現行的黨內差額選舉還只處在‘預選’階段，近幾年來所謂的差額選舉幾乎都是預選差額而非正式選舉差額。” 該文批判說：“現實中差額選舉執行過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偏差使其僅成爲一種形式。比如，在預選差額選舉時，往往不實行‘集中投票’，而是實行‘分代表團投票’，這使差額選舉打了折扣。在差額候選人的安排上還有搞‘陪選’的情況，更使差額實際上變成了‘等額’。” 卻原來，自實行黨內差額選舉之後，每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籌備期間，人事籌備小組都會費盡心機地安排一批“陪選人”，這些“陪選人”大都是從副省部級的大型國企負責人中產生。 這類陪選人誰的名字能夠進入大會主席團，我們沒有找出規律。不過，進了大會主席團名單的年富力強者，即使當時還是副省部級，一般也都會被安排進入中央委員預選名單，當選不當選，就看他們的運氣了。 舉一個20多年前的例子，就是現任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張慶偉，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他以時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總經理和黨委書記職務被安排爲大會主席團成員，並順利當選中央委員。 而去年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共當局如法炮製，把現任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袁潔也安排成了大會主席團成員。但事與願違，袁潔未能在中委預選中過關。不過，進行中央候補委員預選後，得票數居中的袁潔，順利當選。 令人唏噓的是，21年前的張慶偉以41歲的年齡即成爲中國航天集團歷任老總中的第一個中央委員。十六大召開20年後的的航天科技集團老總袁潔也不過比張慶偉年輕4歲，卻還未能在二十大上如願當選中委。 未來中共二十一大召開時，出生於1965年的袁潔已經62歲了。年齡優勢已經不再。 比袁潔慘的是一個叫曹建國的，此人生於1963年8月，2017年以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身份順利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去年二十大上和袁潔一起進入二十大主席團，然後就是一起落選中委。筆者聽到的消息是，這位曹建國本人在二十大中委預選中被淘汰後，自己主動向大會主席團提出不參加中央候補委員選舉。 於是，中組部於今年三月把曹建國安排成了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教科衛體委員會委員。 另外一個叫張曉侖的國企老總也是二十屆中委落選者之一。此人出生於1964年8月，去年以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的身份被安排進入二十大主席團，但黨代表們不但把他從中央委員預選名單中淘汰，也還讓他在中央候補委員預選過程中名落孫山。 於是，中組部趕在今年3月把他安排成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 很明顯，中組部已經不再把這個張曉侖視爲正省部級提拔對象了。 如上例舉的在二十大上落選中委後或當選了候補中委，或者連候補中委都沒有當上的副部級央企老總們，落選中委的主要原因應該是許多黨代表都認爲他們不過是些“陪選”人。這一來，事先已經被內部確定要在二十大召開之後即提升爲正省部級的時任央企老總，自然也會被認爲是“陪選”而慘遭淘汰出中委預選名單。其中較爲典型的是時任中國第一汽車工業集團董事長兼黨委書記徐留平。 1964年10月出生的徐留平是兵工出身，2013年升至中國兵器裝備公司總經理，2017年轉任一汽老總。 二十大召開之前，這個徐留平已經被內定要趕在在今年的全國總工會換屆前出任全總黨組書記和書記處第一書記，所以被安排進入中委預選名單。但是，當時還擔任着全總黨組書記的陳剛也是在中委預選人名單上。於是，原本已經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的陳剛順利當選，徐留平則是名落候補中委。 不過，二十大召開之後，徐留平還是被按計劃安排接替了陳剛的全總黨組書記職務，比徐留平年輕一歲的陳剛則被外放爲青海省委書記。 衆所周知，中共所有“羣團”組織中，總工會和婦聯的實際政治地位最高，其一把手都是副國級，黨組第一書記和書記處第一書記則都是正部長級，中央委員是標配。而徐留成則是該機構有始以來的歷屆黨組書記和書記處第一書記中的首位落選中委。 其實，在二十大召開之前的職務早已經是正部長級實職，而且也都是大會主席團成員者，也有不幸落選中委的，而又以我們過去文章中已經介紹過的江金權和唐一軍爲典型。 對於這類在正省部級職務上落選中委者，中共當局一般不會再安排他們參選候補中委，而是趕在次年給他們安排人大或政協的相當於正省部級的二線職務。比如江金權今年三月被安排爲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這樣安排就可以保障在他繼續擔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位置上不被質疑爲什麼不到齡退休。至於唐一軍則是被外放到江西省當政協主席去了。巧合的是，被唐一軍接替江西省政協主席職務的姚增科是十九大上的落選中委，繼而又成爲得票數最少的候補中委。 被安排成二十大主席團成員，但在中委預選過程中還是落選的，特別要提一下曾經被認爲是潘功勝競爭對手之一的谷澍。 1967年8月出生的谷澍青年時代是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全部都是全日制攻讀，這在中共官場上很是比較少見的。另外他也是全國首批經國家統一考試取得從業資格的註冊會計師，並擔任中國會計學會理事及金融會計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此人從2016年9月就開始以中國工商銀行行長身份晉升副部長級，2020年12月改任中國農業銀行黨委書記，次年又出任該行董事長。 去年十月召開的二十大上，中央金融代表團的谷澍和易會滿都被安排爲大會主席團成員，易會滿當時因爲已經是正部長級，所以順利當選中央委員，而谷澍則是在中委落選後當選了中央候補委員。 據傳當時的谷澍是因爲被高層當成國家金融監督總局的一把手候選人而名列二十大主席團成員，但最終只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後，高層又改了主意，把正常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時任四川省常務副省長李雲澤安排接掌了國家金融監督總局。 出生於1970年的李雲澤當然比谷澍更具年齡優勢。還有一種說法是網上曾經出現的“谷夫人曬丈夫”嚴重影響了谷澍的政治聲譽。 在二十大上，當選爲中央候補委員的中央金融代表團成員，除了谷澍，還有時任中信董事長兼黨委書記朱鶴新，交通銀行行長劉珺、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金良、中國人壽保險集團總裁蔡希良、中國工商銀行行長廖林。其中的劉珺出生於1972年，是中共所有央級金融單位裏最年輕的中央候補委員。 另外，中共副部級金融系統裏事實上還有一個叫繆建民的是以招商集團和招商銀行董事長身份落選中委後當選候補中委。此人的名字當時沒有出現在二十大中央金融代表團裏，而是出現在香港工委代表團名單裏，是因爲招商銀行總部不在北京而是在香港。 說起來，這個繆建民6年前即已經以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身份，在中共十九大上與潘功勝、易綱、易會滿一同當選中央候補委員。 繆建民出生於1965年，比潘功勝年輕兩歲。是因爲相對年輕的原因，所以在與潘功勝一同落選中委後，繆建民還是能夠連任中央候補委員。 在如上這批二十大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央級金融老總們的對比下，“三非“人員潘功勝居然升了央行行長，自然顯得尷尬無比。 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本專欄過去文章中已經分析和介紹過的潘功勝的落選，還是本文介紹的在中委預選過程中也被淘汰的譚成旭和戴厚良，都是因爲本人姓氏筆者太多而名列按姓氏筆畫多少排序的總數爲222名的差額預選候選人名單的倒數幾位之一而影響了得票率，但是，這個影響相對有限，因爲“懶政”的黨代表畢竟爲數有限。那麼，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介紹過的二十大中委候選名單中的十幾個時任副省部級官員都能順利當選，而當時已經是央行第一副手，而且同時還是一個最重要的國家局之一的外管局黨政一把手的潘功勝反而落選的原因，除了當時的“殷勇效應”和姓氏筆畫太多影響了部分“懶政”代表沒等看到他的名字時即已經“選”夠數了，筆者聽到過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有部分黨代表不但不“懶政”，而且還對潘功勝的簡歷內容過分吹毛求疵。卻原來，潘功勝加入中共的時間很晚，1999年4月才入黨。原因是在讀大專和碩士、博士期間都沒有“積極要求進步”，政治面貌一直都是“羣衆”。而博士畢業成中國工商銀行副處長時，30歲的他政治面貌終於不再是“羣衆”了，但卻不是入黨而是加入了民盟。 而無論他當時加入民盟的動機是從政協走“政治捷徑”，還是因爲出國進修之前主觀上不想入黨，注意到他這一點的黨代表們肯定會心生不滿。事實上，當年的潘功勝確實是在到英國當了一年訪問學者之後，才於1999年4月申請加入了中共，時年36歲。入黨當年即由副處級升至正處級。 對比一下中共歷屆黨代會上產生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簡歷，像潘功勝這樣36歲才加入中共的，應該是沒有第二個。△（轉自自由亞洲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