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军第335远征战斗机中队的一架F-15E“攻击鹰”。（美国空军三级军事长Matthew Plewt提供）

【人民报消息】开篇先强调一下，这个故事是很有意义的，主要是关于我早年学到的一些很有用的人生经验。例如，在碰到意外情况时要有耐性并保持平静；不要讲废话。还有，我受到一个了不起的人影响、拥有了慈善之心。现在开始讲故事。 我于1958年在一家空军医院出生。没错，我是那种你可能见过的气喘吁吁的怪老头。我在2018年从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Air National Guard）退休时，是印第安纳州国民警卫队（Indiana National Guard）里年龄最大的人。我父亲当过飞机维修师，我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陆军航空兵团（Army Air Corps）飞机维修师。我祖上既有人加入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北方联邦军（Union Army），也有人加入过南方联盟军（Confederate Army），还有人参加过独立战争。就我所知，他们（当然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显赫的战绩。也许我说得不对，但我觉得我们都是尽职尽责的人。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给我读的不是寻常的睡前故事，而是飞机方面的内容。他一直非常喜爱军用航空方面的东西，我也继承了这一爱好。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先天遗传加上后天培养、喜欢上这一行的。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就离开了空军，但在我6岁时，我们参观了阿马里洛空军基地（Amarillo Air Force Base，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开放日的“雷鸟”（Thunderbirds）飞行表演。当时展示的是北美航空F-100超级军刀式喷射战斗机（F-100 Super Sabre），令人惊叹。 顺便提一下，我退休前所在的印第安纳州韦恩堡（Fort Wayne）空军基地也有一架F-100战斗机，每次表演都会勾起我深深的怀旧之情。那架飞机有一个“轰鸣”的燃烧器，也就是说，后燃器在点火时会发出巨大的声响。现代战斗机的燃烧器都很“轻柔”，点火声小得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没有体验过“加力燃烧器”（full burner）推动引擎时的感觉，那就白活了。那是一种让人热血澎湃的感觉，就像肾上腺素流经血管时的样子，你的每个细胞都在震动。如果是双引擎或者四个引擎的轰炸机，例如B-1，那种感受就更没法儿形容了。 再回到1964年“雷鸟”表演季的话题，那时候的场景太让我惊叹、难忘了。后来，因工作需要协助“雷鸟”飞行表演队参加了一些航空展后，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不过说老实话，“蓝天使”（Blue Angle）和“金骑士”（Golden Knights）表演队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对待公众的态度非常好，但对待工作人员却很糟糕。我这么说有点以偏概全了？可能是。但是我以军人身份在十多场表演活动中帮忙，每次都是这样的感受。 1960年代的空军是很威风的，尤其是在开放日活动和航空展上。那时候还没有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及其它的这些小心谨慎、让人缩手缩脚的限制性规定，飞机在低空飞行、从观众头顶掠过，真的是在展示飞机。在内利斯（Nellis）空军基地，他们甚至举办空军战力展示活动，扔炸弹、扔凝固汽油弹、进行枪炮射击。那个操作距离（之近），放到当下的话，会让广大神经过敏、缺乏男子气的现代人集体心脏病发作。 我16岁时开始独自驾驶滑翔机，这又是一件改变人生的事情，对我来说深具禅意。当时是在新西兰，我们的牵引飞机是一架二战时期的德哈维兰虎蛾机（DeHavilland Tiger Moth），鲜黄的颜色，印着王家空军的标志。在驾机前，有人对我进行了突击式的动力飞行指导，让我很厌烦。然而，当我听说有一所空军学院时却莫名其妙的兴奋、想去上，想成为战斗机驾驶员。但我申请的时间不对，分数也不够高。我本来可以考高一些的，但由于图轻松，拿个B就很满足了，让我的老师都十分沮丧。还有一个障碍是我当时不知道，加入空军后才知道的：因为我是在新西兰上的高中，空军不承认我的文凭，把我归进了高中没毕业的那类，也就是“普通教育发展”（GED）类别（相当于中国的中专文凭）。好笑的是，新西兰高中的最后一年相当于美国的大学一年级。不管怎样吧，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我当时上了空军学院，对自己和空军来说都可能是个灾难，因为我那时候既无知又叛逆，恐怕用不了几个星期就会被开除。 我17岁时全家搬回了美国。我的高中毕业礼物是一辆1957年款的雪佛兰（Chevy），花了我父母300美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大钱。别忘了，那是1975年，那时的车可没有现在这么酷。接下来的事情会让你惊掉下巴，所以请坐稳或者抓牢。 我在1979年，也就是加入空军的前一年卖掉了那辆车，因为我有了一辆更实用的车。猜猜卖了多少钱？300美元！对，责备我吧，我都想踢自己一脚（即懊恼）。但是还有更让你吃惊的。在我大约4岁时，我父亲有一辆1956年款的保时捷Speedster（Porsche Speedster），（因）人口增加（卖掉了）。想猜猜他卖了多少钱吗？请再坐稳，不，也许你躺下更好些。他卖了300美元！有其父必有其子，哈！我猜我的祖父会用Duesenberg手工电吉他去换一头牛，而我那些独立战争时期的亲戚会用一整套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银器去换一袋烟丝。你可以闭嘴了。我们都是爱国者，不是理财高手。我有三次拒绝接受佣金，所以我觉得这充分说明了我在钱上面一窍不通。Lol（大笑）！ 我高中毕业后基本上是在父母家闲混，打工也只是赚个汽油费、保险费及约会的钱，我晚上一般都是去约会。你可能想到我父母是个什么感受了，他们最终忍无可忍了。为了让他们高兴，我去申请社区大学，但这些学校也不承认我的外国文凭、让我去读大学预科101课程。一个学了好几个学期微积分的人去上初级代数课，简直就像是玩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那个痛苦（没法儿说）。我坚持了两个星期就全部放弃，又过回躺沙发的日子，并面对着父母充满忧虑的眼神。另外，（他们）失望的同时也（可能）后悔当初（1957年）生了我这个大儿子。嘿，这让我突然想起，他们结婚那年我的那辆雪弗兰正在生产线上。这一切就像是个玩笑。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碰到真正让我悲伤的事情。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后收到我在新西兰时的一位密友写来的信，告诉我，我最亲密无间的朋友遭遇车祸去世了。就在三个星期前，我还收到他（去世朋友）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张他和新买的川崎摩托（Kawasaki）的合影，他当时是那么的兴奋。这封告知他死讯的信中还有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讣告，我从中得知他是在给我寄信几天后去世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辆汽车在他前面急转弯，他被撞飞、落到了那辆车的车顶上。他落地后觉得自己伤得不重，就爬起来行走。不幸的是，车祸造成他多处骨折，他站起来时断骨扎进了器官。他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去世。他非常喜欢音乐，我们两人都爱听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的《再见黄砖路》（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专辑。专辑第一首歌的歌名叫“一个朋友的葬礼”（Funeral for a Friend）。说真的，直到现在，我一听到这首歌就流泪。我想念你，威尔（Will），你是非常棒的朋友。现在回过头来说我们日常安排的项目。 命中注定的一天，当我还在沙发上慢慢消耗自己时，父亲告诉我他要带我弟弟到附近的一所飞机维修考证（A&P）学校看看，问我去不去。由于父亲用一把上了膛的1911手枪指着我的脑门，我想（去看看）说不定会挺好玩。再说，如果我死在沙发上没人找得到我的遗体。如果你了解1970年代的装潢和色彩模式，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给不了解的人解释一下，A&P是机体和动力装置（Airframe and Powerplant）的缩写，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一个考证项目，基本上是想在民航飞机上工作的人必考的。也有例外，但总的来说是必须拿到的。 于是我跟他们去了，并且参观了那所学校。飞机和零件技术及其味道激活了父亲遗传给我、在我身体里休眠了很久的（热爱航空事业）基因，我报名了。我弟弟却没报。回过头来看，我真希望弟弟当时也报了。因为他后来在一家修复家具的夫妻店工作，而当时还没有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的那些安全规定，使得他受化学品影响患上了白血病，并在1993年痛苦地死去了，年仅33岁。丹（Dan），我希望死去的是我而不是你，你是个比我好很多的人。 我在机械方面并不出色。父亲和祖父除了当过航空机械师外，后来都成为汽车机械师，祖父在去世前几乎都在经营自己的汽车维修店。我小时候经常在他的店里待着，但只会帮倒忙（把他的工具碰掉）。祖父不怎么爱说话，但教了我一些汽车（维修）技术。 但我真正从祖父身上学到的，是在自己遭遇打击或者别人做了蠢事后，如何保持耐性和平静。有一天，我弟弟也去了祖父的店里，他看到祖父用液压机从传动轴上拆下一个滚珠轴承，觉得很有意思，就从废零件中找出一个轴承，然后将其放在工作台上并开动液压机。请注意，那个轴承上没有轴，只有一个直径为4英寸的滚珠圈。不知道那个8岁的冒失鬼在滚珠圈上加了多大的压力，顷刻间，随着一声巨响，滚珠圈散架了，致命的铁珠满天飞，宛如电影《绿色贝雷帽》（The Green Berets）中阔刀地雷（Claymore）被引爆时的场景。我弟弟吓呆了。好在没人受伤，只是墙被砸出几个洞。我祖父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地走过去，把我弟弟从液压机旁拉开，而且只说了一句“嗨，嗨，你不能这么干”，然后就教给弟弟怎么使用液压机。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当然没有祖父那么大的耐性，也做不到如此的镇定自若，但还是有一些的。这在我以后的人生中（特别是当教官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还从祖父身上学到另外一点，那就是，别说没有补充价值的话。正因为如此，他说话时人们一定会注意听，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讲废话。我见过太多讲废话的人了，他们说来说去就是想显示自己很重要、说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只是补充一下长官说的话”，然后把指挥官的意思重复一遍。这就好像你先让人读一本书，然后再给他们读一遍一样。闭嘴吧，你们这些笨蛋！这么干只能证明你们说不出来啥重要的东西。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沉默不语，人们可能会认为你性格孤僻。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不在乎。继续讲故事。 我退休前是维修大队队长，从技术角度讲，就是负责管理所有的飞机维修人员。我直接向上校，即维修大队的指挥官汇报。在指挥官会议上，我的“少说话”原则常常让那位可怜的首长垂头丧气。“编者按：在军队中，‘指挥官会议’是指讨论重要问题和表彰杰出事迹的分队会议。”指挥官通常在讲完话后会绕着会议室走一圈，询问其他军官有什么要补充的。毫无疑问，很多人都是重复长官的话。指挥官总是最后问我，而我的回答99%都是“没有要说的，长官。”他常常逼我说话，但我还是很少说。我退休那天最后一次参加会议，指挥官在结束前对我说，“军士长，这是你退休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了，有什么最后的话（道别的话）要和我们说吗？”我回答说，“散会”，我没说错。指挥官说，“照军士长说的办吧（散会）”。即便是在目前的平民工作中，我还是遵循同样的原则。我这么做也有其它原因，我很讨厌开会，我少说点，会议就结束得早点。 我要说的最后一个向我祖父学到的品质是：慈善心。寡妇们到店里修车时，祖父几乎从不收钱，或者收的非常少。他有时做汽车检修只收一美元，并对那些女士说，这个活儿很简单、不费时间，所以不需要多少人工。估计他不知道我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在一生中时时处处都是这么做的，我在效仿他的中间受益匪浅。把你的旧电脑送人，而不是收30美元，你得到的回报是无法估量的。替人承担一下工作，好让其和家人团聚，你会赢得忠心并激发其（工作）积极性。“楼上的大人物”（Big Guy upstairs）也欣赏这一点。不，不是说基地的指挥官。（注：Big Guy upstairs是指上帝。） 再回头讲我的故事。我在A&P学校上了18个月的学，欠下1.8万美元学生贷款，于1978年毕业，对于即将开启的飞机维修师职业生涯兴奋不已。但在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想到（日后会加入）空军。△ （大纪元专栏作家Dave Chamberlin、Battlefields Staff撰文／唐云舒编译） 作者简介： 戴夫‧张伯伦（Dave Chamberlin）在美国空军和空军国民警卫队担任过38年的地勤组组长，退役时是一级军士长。他在民用和军用航空领域工作的四十多年里，曾担任过技术、教官、顾问及领导职务。张伯伦拥有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颁发的“机体和动力装置”执照，并取得了航空科学硕士学位。他目前经营自己的咨询和培训公司，并为许多行业刊物撰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