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線美國青年:我的母親像鐵鏈女 我是底層多餘人(視頻)
2023年7月15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三十出頭的周雨,他的母親經歷了與鐵鏈女相似的苦難,而他自己是中共一胎暴政下的「多餘的人」,嚐遍了中國底層貧民的種種痛苦,最終決定逃離中國。他與女朋友走線穿越巴拿馬雨林,艱辛的闖過一個個難關,終於來到美國。他說:我每天早上站在我住的小區,看着藍天白雲,感受着清新的空氣,「有一種重生的感覺,我覺得這一切都是上帝給我的恩賜……陽光灑在肩頭,彷若自由人。很美好,這一路受的苦都值得。」
大家好,歡迎收看週五(7月14日)的《新聞大家談》,我是扶搖(主持人)。
今日焦點:一胎暴政下,他成「多餘的人」;母親經歷似鐵鏈女,童年陰影抹不開;青春期重大醫療事故,昏厥在手術檯;走進溫州工廠,感受悲傷的底層之惡;三年疫情封控,一場抑鬱噩夢;終於逃離中國,抵美逐夢。
有這樣一個青年:他在中共「計劃生育」暴政下出生;在母親被販賣到村裏、長期遭暴力毆打的陰影下成長;少年時期,又因醫療事故險些喪命,後來中斷學業,從農村走上工廠流水線,遍嘗中國底層的心酸。
在三十歲出頭的年紀,他做出一個重大決定:離開共產中國,走線去美國實現人生價值。現在,他已經成功邁出了第一步。
他就是我們本期故事的主人公——周雨,我們請他來分享人生故事。首先啊,周雨說自己從小就討厭共產黨,這是爲什麼呢?
討厭中共:計劃生育讓我成「多餘」的人
周雨:大家好,我叫周雨,今年32歲,我來自中國安徽。
我之所以從小就討厭共產黨,它是一種本能的反應,它不是對整個制度的思考,因爲那時候很小,不懂什麼是制度。這種本能的反應就是因爲我的出生以及成長的90年代,中國政府正在實行非常嚴酷的計劃生育制度。因爲我是家裏出生的第二個孩子,所以我們家也被這種制度迫害。
每當村幹部堵在我們家門口,催收計劃生育罰款的時候,我就覺得這羣人非常討厭,而且給我的童年蒙上了一層陰影。我就覺得,是不是我不配出生在這個世界上?是不是如果我不出生,我的父母面對他們也就不會這麼難堪?所以我那個時候就非常反感他們,也討厭自己。
因爲這個政策,讓我的童年就覺得我是多餘的,我覺得我是一個負擔、是一個累贅,所以我從小就很內向,也很膽小。我記得我小時候,我們家有一頭驢,這頭驢子給我們家幹了很多農活,但是後來也是因爲交不起計劃生育的罰款,被村幹部給拖走了、給拉走了。
我有一個小學同桌,她是個女生,她也是計劃生育的受害者,她家的房子都被扒了,所以她父母給她起了一個小名,就叫「扒屋」,就是扒房子的意思。
我有一個發小,他的名字就跟計劃生育有關。因爲他上面有兩個姐姐,不允許他們家再生了,他媽媽生他的時候是躲在一片蘆葦地裏面生的。生下來之後,給他取的名字就叫周非要,就是我非要這個孩子,所以叫周非要。這個名字就充滿了時代的烙印,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賣到村裏的婦女很多:這是一種集體的惡
扶搖:除了「計劃生育」留下的陰影,周雨的童年,還目睹了母親的不幸遭遇。
周雨:我們村不僅有……像我媽媽是從雲南被買賣過來的,我們村還有很多從四川、從其它地方,貴州買賣過來的婦女。我們族裏面差不多有十來個婦女,我都喊他們嬸嬸、大娘什麼的。她們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從偏遠地區被買賣過來。
當然原因我不知道,她們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多少錢我不知道。但是我媽當時是,說起來很荒誕你知道嗎,我媽是我舅舅親手賣過來的,賣給我父親的。然後我族裏面有一個嬸嬸,她跟我媽是鄰村,在雲南那邊相鄰的一個村子裏面,她也是我舅舅賣過來的。相當於是我們村裏有三四個婦女,都是我舅舅賣過來的。聽起來很荒誕是不是?
因爲在那個年代,我在2017年、18年兩年,我過年的時候春節去舅舅家,就是雲南,那是我第一次去雲南,我去那裏過節。我就發現那邊的交通很不方便,真的是住在大山窩裏。在八九十年代的話,那些年輕的女孩她們也渴望走出大山。然後就是一種……再加上有一些中原地區的人,比如說河南、安徽跑過去,有時候買個媳婦,她們就稀裏糊塗的。一方面對外面世界的渴望,一方面是信息的滯後,她們也不知道,中原地帶同樣貧窮、同樣地愚昧,她們根本沒有想象到以後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所以就稀裏糊塗地過來了。
我覺得這是一種集體的惡,(政府)不會管的。因爲就是村長他的家族裏面也會有這種,比如說他族裏面他的兄弟,他也會有這種買賣婦女的需求,因爲他娶不到媳婦。這是一種非常愚昧,非常邪惡的一種,就是集體的惡吧。而且它到現在還在延續,當然現在少很多了。
這些婦女她們來到這邊的話,因爲她們自己也沒有想像到是要經歷怎樣的一種生活,基本上就是要經歷幾年的毆打,你懂我的意思嗎?就是毆打。就是比如說,我花錢把你買來了,你就是我的物品,我首先要用暴力的手段將你馴服。所以剛買過來幾年,她們就會經歷很多毆打,一直打到你不敢走爲止。
因爲她們來了之後,有很多婦女她們發現,這邊的生活和她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她們就想着離開。但是在農村,在九十年代,交通很落後,通訊很落後,她們根本出不去。如果她們想走,就會被鄰居舉報,甚至幫忙抓住她。
她們連趕集的時候,都要家人陪同、丈夫陪同,生怕她們跑掉,直到她們生下孩子。所以就是,給我的童年留下了非常不好的觀感。就是一種……類似於我花錢的,你就是我的私人物品,他沒有對人、對女人的這種基本尊重。像我們村那些買來的婦女,基本上都會經歷長達十年、數十年的毆打,包括我的母親也是這樣。
我的母親今年已經五十多歲了,她的心中積攢了很多仇恨,我有時候會勸她放下,因爲人生短暫,我不想讓她帶着仇恨過完一輩子。我就是經常去耐心地開導她。但是說真的,我這種安慰、這種勸阻,收效甚微,因爲長達數十年的這種……就是類似於軟禁的狀態,就是長期的毆打,言語的辱罵,我這種安慰是起不到什麼作用的。仇恨已經在她心裏面埋下了種子,並且發芽、開花。所以這是她們一生悲慘的烙印很難去抹掉。
我的老家就是跟徐州交界,四十公里左右,鐵鏈女就是徐州那邊的,江蘇徐州,很近。我看到鐵鏈女事件之後,就是讓我回憶起鄉村裏那些被拐賣了的婦女。隨着「改革開放」深入到偏遠農村,我村裏很多人都出去打工,因爲在村裏種地已經無法維持正常的生活了。很多人出去打工,包括那些被拐來的婦女,包括我媽,她們都出去打工。
那些婦女出去打工之後很少有回來,基本上都走了,要不就是回到自己家鄉,要不就是打工在工廠裏面,或者在別的城市,重新找人改嫁,或者和別的……重新找一個對她好的,去選擇另外一種生活,她就不再回村裏了,很多。
險因醫療事故送命 醫院:你們告不贏
扶搖:周雨母親終於離開令她傷心的村子。而周雨也在高一那年,去工廠找母親一起打工。他爲什麼選擇輟學呢?
周雨:也是家庭的變故吧。那時候父親他中風,我那年也生了一場大病,然後整個家庭就……因爲你知道在中國生病,尤其是生大病、重病,算是一種很大的災難,對於家庭來說,因爲醫療沒有保障嘛。我那年生了一場大病,其實就是腸道阻塞,因爲吃東西不消化,算是醫療事故吧,我覺得。
我一開始是,我媽媽帶我去我們鎮上的醫院,我的嬸嬸就在鎮上的醫院做那個手術助理。去那個醫院檢查,那個醫院給我診斷就是誤診,我是腸道阻塞,他說我是闌尾炎,其實我是腸道阻塞,然後他就手術,安排手術把我的闌尾給摘了,把闌尾給割了。割完闌尾之後第三天,因爲阻塞它還是疼,特別疼,因爲我就無法正常排泄,我的肚子就脹,就很痛。
然後第三天的時候,重新給我複查,說是腸道阻塞。這次是查對了,又給我安排手術,三天做了兩場手術。我那時候才十幾歲,十四歲左右,那時候很小。然後安排手術,三天兩次手術。當時做完手術就舒服很多,然後在床上躺兩天又復發了,因爲沒有取乾淨,就是那個阻塞物它沒有取乾淨,又造成新的阻塞,這就是醫療事故。
然後就不能再進行手術了,因爲頻繁的手術……我那時候很小,十三四歲,無法經受這樣頻繁的手術,就採用保守治療的方法,就在我身上,還有鼻孔裏插那個排胃液、排一些液體的管子。然後可能讓我脹氣會舒服一些,排氣之類的。就這樣保守治療,還是沒有任何起色。我的身體一直在消瘦,因爲不能吃東西,因爲腸道堵塞,吃任何東西都會堵塞。
我每天就是靠着輸液來維持生命。一直到第三個月,第三個月的時候無法再堅持了。然後我媽帶着我去徐州市裏面一個醫院,一個很大的醫院,進行第三次手術。
我那個手術的過程還是很驚險的。那時候我的體重很瘦很瘦,可能只有四十多斤。我第三次手術完,稱重的時候只有48斤,我那時候是十三歲還是十四歲,只有48斤,非常可怕。
我在手術檯上輸了很多血,最可怕的就是手術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因爲我身體頻繁地使用麻醉劑,它產生了排斥效果。在手術還沒有結束的時候,麻醉失效了,我就躺在手術檯上,我在清醒的狀態下,醫生爲我做手術。就那種疼痛啊,我就是躺在那裏,因爲我手腳是被綁起來的,我動不了,我也沒有力氣動,我失了很多血。
在那種狀態下,就好像躺在地獄裏,因爲他們在清理我的腸道,那種劇痛,就是我喊也喊不出來,沒有力氣。最後我就疼得昏過去了,幾乎是昏死過去了。手術勉強結束之後,我被推出手術室,我當時是昏迷的狀態。然後我的嬸嬸告訴我,所有人看到我都非常害怕,害怕我會死掉。
這個事情就這樣結束了。我媽媽想在我手術結束後,去起訴那家醫院給我誤診,就是我們鎮上那個醫院。但是鎮上的醫院通過我的嬸嬸,因爲我的嬸嬸在那上班,通過我的嬸嬸、以及村裏的幹部,向我們家傳話,向我媽傳話,說你們不要想着告這家醫院,你們告不贏了。
那個時候我們家已經搖搖欲墜,我生了這場病,花光了家裏的所有積蓄,還欠了很多錢。我父親中風,他也沒辦法出去工作,整個家庭都散了。我哥哥還在讀高中,也需要學費去唸書。所以我媽媽就選擇放棄了,因爲也知道確實告不贏他們。那個醫院而且還是公立醫院。然後我媽媽就選擇南下,去溫州打工。
我在家裏養病,休學養病養了一年,然後又繼續讀書。讀到高一的時候,我就也選擇去溫州打工。因爲那時候家庭這種變故讓我變得很叛逆。我就覺得人生沒有盼望,在那種封閉的農村,落後的這種學校,人沒有盼望。於是我就去了溫州,去找我媽媽,我進了工廠。
到「另一個底層」 體會農民工亂象與心酸
扶搖:在工廠,周雨親眼目睹了另一種底層羣體的困苦。
周雨:(我那時候)很多想法,因爲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中國農村的最底層。然後我去了浙江溫州,就是一個很大的工業城市。我去了另外一個底層,就是從農民底層進入工人的底層,在工廠裏面做工。
溫州是中國的鞋都,他們生產很多皮鞋、各種鞋子。我就在皮鞋廠裏面上班,就是在流水線上做皮鞋。我就看到另外一種景象,也是一種沒有盼望、沒有指望的生活狀態。你看那些工人的狀態,看他們的表情,就是麻木、不知所終。
很多和我年齡差不多大的,那時候17歲、16歲就去了溫州。因爲他們就是一種……因爲是最底層,他們臉上那種苦悶、那種無助,甚至底層人那種惡,都寫在臉上,很明顯。我爲什麼說底層人的惡呢?確實是這樣的,因爲在溫州我就經歷過搶劫。搶我的人並不是那種窮兇極惡的人,他們都是附近工廠的你知道嗎?
附近工廠的那些工人,他們一旦失業了或者是閒着無聊,他們就會出去搶劫。我們工廠裏面,包括我在廠裏住的宿舍,我那些工友他們也「邀請」我出去搶劫。對,你沒有聽錯,就是邀請我出去搶劫,就是在工廠裏面每個月有一天休息時間、放假,每個月1號放假,基本上工廠都是這樣。
他們的生活狀態很糟糕,放假的時候,不是去網吧通宵就是去賭博,要不就去嫖娼,要不就出去做一些壞事。我們宿舍裏的那幾個人就邀請我出去搶劫,就說你只要去壯個聲勢,多一個人就行了,你不用動手。
我覺得我要離開這個羣體,因爲這個羣體是中國最悲慘的羣體,他沒有任何權益。如果你在城市生活,你在城市經營一份生意,那個時候中國經濟還在增長,在那個狀態下,哪怕是一個小小的縣城,你有自己的一份謀生手段,你都要比在沿海城市打工生活要舒服很多。哪怕你在鎮上的集市上擺個攤子,你都要比那裏的生活狀態好很多。
所以我在那裏,在溫州、在江蘇蘇州那些工業城市輾轉漂泊了幾年,我覺得我一定要離開那個生活的圈子。我不歧視他們,我覺得那是一種很悲慘的生活狀態。你知道我在工廠宿舍裏住的時候,所有人都不讀書,只有我一個人讀書,還在堅持讀書,因爲我從小愛讀書。
後來我還去過一些其它城市,再後來大概是到了2010年,我就回到溫州待了半年,然後我就回到我們老家縣城,離開那個生活圈子了,農民工的圈子。
那個時候我朋友經營着一些網站,就是一些什麼類似於閱讀網站,比如說古詩詞之類的。我就幫他做編輯,每天幫他採集數據呀,都是很簡單的活。那個時候我在縣城也買了一個房子,就是我自己2010年、2009年在溫州打工,攢了幾萬塊錢,然後父母再給一些,我媽媽再給我一些,我就在縣城付了首付,買了一個房子。因爲那時候房價很便宜,首付是8萬多,我記得。
然後就在縣城待下來了,幫朋友做網站。但後來也沒有維持太久,我就去了合肥,安徽的省會合肥,去做銷售。就這樣輾轉混了幾年之後,2015年、16年,我去了北京,在北京的話,因爲這幾年我一直在寫小說,在北京我就應聘公司的文案這個職業,因爲我覺得我是有這個才華的。在北京半年,經歷了兩家公司,就做文案,兩家公司我都是做文案,一個是房地產,一個是賣床上用品的。這兩家公司做文案,前後半年我又離開了北京,我就去了南京。
在南京我就開始做自媒體寫作,因爲那時候「今日頭條」崛起,自媒體時代來臨。我就開始在各個平臺上,比如說百度、百家號、今日頭條、頭條號,阿里的大魚號,就各個平臺上面入駐,寫一些文章來賺錢。
我覺得那個時候,因爲那些自媒體、那些平臺處於一種爆發的狀態,一種所謂的紅利期,我覺得我趕上了。我那時候寫自媒體收入還行,比上班要舒服很多,要賺得多,所以我也不想去上班。我覺得自由自在也挺好,我可以更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時間。
然後我在寫自媒體的時候,我有更多的時間去看電影,去聽音樂,去旅行,挺好的。我這個工作大概做到2019年。如果我上班的話,我就沒有時間出去旅行。我2018年去了日本旅遊,2019年去澳洲旅遊,這是自由職業給我帶來的便利。2019年年底,那個時候是11月份去澳洲旅遊,回來之後不到一個月,疫情就爆發了。
三年疫情封控:經歷一場噩夢
扶搖:周雨比較理想的生活狀態剛剛開始,疫情就來了。疫情三年中,中共實施極端封控政策,在中國製造了無數人道慘案。在這期間,周雨經歷了什麼呢?
周雨:我覺得疫情三年封控,這三年就是一場可怕的噩夢,對每個中國人來說都是這樣,可能有些人意識不到。
首先它對經濟的傷害是毋庸置疑的,它不是那三年就能結束的。疫情封控、「動態清零」,它對經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現在還沒有結束。
當然就我個人而言,那三年是非常非常抑鬱的。我算是比較運氣好的,因爲我只經歷兩次封控,第一次就是疫情爆發的時候,我被封在家裏三個月,每個星期一家只允許一個人出去買一次菜。
那三個月的話,我基本上就是在看電影中度過,一天能看兩到三部電影,每天就躺在那裏無所事事,也沒有心情做任何事情,就是在思考這個國家的走向,然後思考自己未來的命運。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這場疫情可能會導致我很久沒有辦法出國。我是2018年第一次出國,2019年第二次出國,2020年疫情爆發。我本來打算是每年出去旅行一次,但是隨着疫情爆發之後,我就打消了這種念頭。
再後來就是疫情的防控變得更加可怕,到處需要做核酸,去任何地方都要出示健康碼,甚至強迫打疫苗。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抑鬱了。
我沒有去查,我覺得那時候真的是輕度抑鬱。因爲我走在街上,有時候汽車從我跟前駛過,我都想鑽到車輪底下算了,就是那種狀態,很痛苦,每天都很痛苦。還有社區的人敲我的門,讓我去打疫苗,我是拒絕的。
但是如果不打疫苗的話,我就沒有辦法進出小區,就躲着他們。有時候他們敲門我也不開,我就假裝屋裏沒有人。反正這三年就在這種壓抑的狀態下。當然我沒有度過完整三年,我是2022年9月份離開中國的。
扶搖:2022年12月,周雨在走線途中遇到一位經歷上海封城的山東小夥子,也了解到他當時的遭遇。
周雨:我們是在巴拿馬走出雨林,巴拿馬第二個難民營出來的時候,我們一起坐車,坐大巴車去戴維城,去戴維城的路上,他坐在我的旁邊。他的手機一直是沒有電的狀態。大巴車帶我們開了很遠,我們手機才有信號,他當時用我的充電寶充電。
他的手機開機之後,他就馬上跟家裏人聯繫,告訴家裏人他平安了,他已經走出雨林了。但他父母就罵他,就說你亂跑,你爲什麼要出國?就巴拉巴拉巴拉,一邊是擔心一邊是不滿意他出國。他就在電話裏跟父母爭吵,然後他跟我說,他經歷了上海封控。
兩三個月時間,他就是靠幾袋壓縮餅乾、還有自來水度過這幾個月封控。他給社區打電話,沒有人管他,他從網上、從電話裏找了很多求救的渠道,但是都沒有人管他。每天就吃一點點壓縮餅乾,也不敢多吃,因爲他不知道疫情封控會封到什麼時候。他不敢吃太多,他每天就吃一點,然後喝自來水,沒有水喝,只能喝自來水。
他那個時候也瘦了二三十斤吧,瘦得只有九十多斤,本來也不胖的小夥子。他跟我說這些的時候,他告訴我,他選擇走線這條路,就是哪怕死在雨林裏、死在路上,他也不會回中國。
他和父母打電話的時候,他就反問父母,你知道習近平的女兒在哪兒嗎?你知道他的親戚都在哪些國家嗎?當然這種爭吵是沒有意義的,後來他掛了電話我告訴他,我說你現在首先要做的是安慰你的父母,告訴他們你平安了,讓他們別擔心,你跟他說這些沒用。
因爲那一代人是長期被共產黨各種蹂躪、各種殘酷政策的蹂躪、各種洗腦走過來的,不是你在電話裏爭吵三言兩語就能說通的,就能把他們說明白的。我說你現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安慰他們,如果你想說通他們,需要你長期堅持不懈地、有耐心地和他們溝通。他當時就因爲父母的不理解,然後再從雨林出來的這種艱辛,當時在車上他都想哭。
習近平修憲後 周雨決意離開中國
扶搖:沒經歷過差點被中共活活餓死的人,或許很難體會山東小夥說出「哪怕死在路上,也不回中國」時的心情。
那麼,周雨又是什麼時候萌生要離開中國的念頭,原因是什麼呢?
周雨:我是2017年就決定離開中國的,但是那時候我不知道去哪、很迷茫,就想着離開。然後2018年我去了日本旅遊,因爲雖然我不知道去哪,但是我想出去看看。我去日本旅遊回來不久,那時候也是秋天,習近平就修改了憲法,他就做了皇帝,取消了國家主席連任期限。他做了皇帝之後,我就更加堅定我要離開。
因爲本來中國就是一種半極權的狀態,當然它是一黨專政,但是在黨內它還是有一些所謂的什麼換屆,十年換一個人來管理這個國家,它起碼還有點臉在說,我覺得。但是自從習近平修改憲法之後,我覺得他們是徹底不要臉了。
然後2019年我就去了澳洲,我覺得澳洲挺好。回來之後就感受到疫情爆發了。疫情爆發封了幾個月之後,2020年9月份,我認識了我現在的女朋友,然後我們在一起生活。她是鄉村老師,她那時候剛剛當老師。
2021年,我帶她看了六四的天安門紀錄片。在這之前,我就是偶爾地會告訴她我想出國的念頭,以及國外的好、中國的不好這種對比。她也沒有做出正面的回應,她就聽我說,她也沒有做出什麼反應,她也沒有說要和我一起走,也沒有說不和我一起走,她就在思考。
直到2021年,我帶她看了一個下午,我帶她看了六四紀錄片。看完之後,她就決定出國。因爲本身她自己是一個老師,她那個時候大概當了一年多的老師,基本上能看到很多中國教育的弊端。因爲在學校裏,每天最重要的事不是教學,而是做很多跟教學無關的事情,比如說學習習近平思想,寫一些報告,或者是搞一些疫情防控的事情,跟老師沒有任何關係,跟教育沒有任何關係。
她覺得很噁心,覺得在中國當老師是一件很悲慘的事。工資又低,然後你如果抱着一種,比如說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種想法,你去當老師,你會覺得很失望,因爲現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因爲中國共產黨對意識形態的把控首先就是從學校開始,中國的所有學校,從小學到大學都是黨校,沒有真正的學校,很可怕。
我帶她看了那個紀錄片之後,她就決定要走。我當時已經研究出離開中國的辦法,因爲那時候中國政府說,以疫情防控的理由限制中國人出境,非必要不出境,只有留學和工作才可以出去,就是你離開中國的時候,中國海關才會放行。於是我就帶着她在網上找中介,找到了一個新加坡的工作,交了中介費,然後拿了新加坡那邊公司開的證明,證明我們是去新加坡工作的,以及跟中介公司籤的合同,我們就拿着這些材料去我們市裏面帶她辦護照,因爲她沒有護照。
從穿棉襖一直辦到2022年穿短袖,才把護照辦下來,跑了4次。我們市裏面那個出入境大廳,跑了4次,每一次他都像審特務一樣審我們,把那個合同一字一字地摳,每一次都讓我們補上新的材料,跑了4次,才把護照辦下來。
然後2022年9月16號,我送她去浦東機場,她就先去新加坡,因爲我們工作不一樣,我那個合同出得比較慢。她是9月16號從浦東機場飛新加坡,當時她出境的時候還被浦東海關查了手機。然後感觸最深的就是,浦東機場一個外國人都見不到,那是國際化的大機場,居然一個外國人都沒見到。
我和我女朋友不敢住酒店,就在機場椅子上睡了一夜,很疲勞很累,很多人都在椅子上睡,都不敢住酒店,因爲怕疫情封控,酒店說封就封了,就會影響第二天的行程。所以我們就在機場侯機的椅子上睡了一夜,很累,很多人都是這樣睡的。
我不知道那些人出去還會不會回中國,因爲那時候流行一個詞叫「潤」,我相信你也聽過。然後第二天排隊登機,我就目送她,她在海關那裏被查了手機,問她爲什麼要出國,去新加坡做什麼工作,和誰一塊去,都要一一作答,查得很嚴。
一個多月之後,11月9號,就是我離開中國的時候。我是從廈門飛出去的,廈門那邊比較寬鬆,查得沒有這麼嚴,就問我兩個問題,就是你去新加坡做什麼工作,然後新加坡有沒有熟人,然後我就如實回答,就放行了。
當然了我後面那幾個,就是過了海關的,我們在侯機的時候問他們有沒有被查,有兩個人說被問了很久,被盤問半個多小時,也被檢查了手機,我當時還是挺幸運的,就兩個問題就放我走了,就這樣。
滯留墨西哥42天 入境美國後大哭
扶搖:周雨和女朋友先後抵達新加坡。不過,他們只那裏短暫停留,就決定走線去美國。這一路上,他們遇到了哪些事?
周雨:我的女朋友在新加坡工作一個多月,然後我去了。我去了之後就在那等待,等待的過程中,我在那等了10天,公司遲遲沒有安排我去上班,我就不想等了。然後因爲在國內的時候就跟女朋友說過走線的事情,我們就決定走線。
正好我國內有5個朋友,一家四口加上另外一個朋友,他們是從澳門出境,然後我們商量好一起走,於是我們就去了土耳其,我們在土耳其會合的,然後我們就一起走線了。
其實我不喜歡新加坡那個地方,因爲新加坡它也沒有很多自由,它也是一個獨裁政府,可能比中國相對要好一點,因爲它是一個所謂的家長式管理,我個人不是很喜歡新加坡那種環境。
(走線)我覺得忘不了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走雨林和進雨林之前坐的那兩段船。就是在內科克利,哥倫比亞邊境小城內科克利要坐一段。第一段船還是很安全的,那個船是觀光旅遊船,就是快艇。坐那個船之後,那是第一段船,然後交了錢坐船,但是白天走,那個船很安全,是旅遊觀光的,然後就到一個地方停留,那個地方叫……我忘了名字,在那裏停留要等到天黑,等到天黑才能出發坐第二段船。
第二段船的話就很小,那個船很小很擁擠,而且是夜裏出發。白天的話不可以走,因爲巴拿馬海警不讓入境,只能夜裏走。那個船很危險,曾經有人就是有偷渡客坐那個船,翻船死掉。那個船擠了二十多個人,我記得。然後我就被擠在那個船邊上,我就手死死地抓住(船),生怕被那個海浪給晃掉。
船開得很快,它在海上就是蹦蹦跳跳的那種開,因爲浪忽高忽低,它就蹦蹦跳跳的,然後我就死死地抓住,死死地抓住。那個海水,加勒比溫熱的海水,又溫熱又鹹,就撲打在臉上。然後(我)就使勁地擦,越擦越鹹,越擦越鹹,很危險那個船,真的很危險。
那個船每年都會翻幾次,我聽說都是。之前有一個偷渡客,中國偷渡客,就在那個船上翻掉,但是他沒有死,他被救上去了,然後同船的死了兩個人,很危險。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難忘的經歷。
還有就是走雨林,走雨林很辛苦,如果運氣好的話,一天多、兩天就出來了,我們運氣不好,一直下雨一直下雨,我們走了三天半,第四天中午才走出雨林,當時已經沒有任何食物了。我最後兩天就是一天三根士力架,然後喝山泉水,這樣衝過來的。走出雨林的時候再回頭看,不敢想像自己是怎麼走出來的。
扶搖:走墨西哥那段時間,周雨還被抓了兩次,這是怎麼回事?
周雨:走墨西哥的時候,那段時間因爲墨西哥對移民的偷渡客、非法移民的管控非常非常嚴格,所以我在墨西哥,我們幾個人,我和我女朋友,還有另外一個朋友,我們3個人在墨西哥滯留了42天。我那個朋友一家四口,因爲他們帶着孩子,移民局沒有抓他們,直接放他們走,所以他們比我們先到美國1個月左右。
我們在墨西哥42天,被抓了2次。墨西哥比較艱難的原因是因爲,他抓到你之後他會關押你幾天,那是一種懲罰。他關完你之後,他不是就地釋放,他把你往回拉。比如說我是在墨西哥城,我第一次被抓是在墨西哥城被抓的,然後被關了4天把我們釋放,把我們放在一輛大巴上,大巴車上全是釋放的,有南美人、有中東人、有中國人。
那個大巴車就往回開,開到危地馬拉和墨西哥的邊境。你要重新走,你懂我的意思,你要重新走。所以就第一次我們3個人是被拉到那個地方叫塔巴斯科,墨西哥的一個城市叫塔巴斯科,那個地方盛產辣椒,然後我們在那個地方第一次被拉到那裏釋放。
在那裏待了兩天,然後我們就買大巴票,再往墨西哥城去,結果還沒有走出那個塔巴斯科城市,又被抓了,那是第二次被抓。第二次被抓之後,在塔巴斯科的移民監關了一天,關了一天就釋放了,相當於我在墨西哥一共被抓了2次,一共關了5天。
放出來之後我們就不敢走,因爲被抓住被關起來那種滋味真的很難受很難受。我第2次被抓的時候,她讓我們下車,那個女的移民局的執勤人員,她讓我和我女朋友下車,我們就不願意下車,然後她就用手掌用力地擊打我的後腦勺,打了3下,然後我女朋友就抱着我哭。她就爲了揪我們下車,她掐我女朋友這裏,手腕都掐流血了,我還有照片呢。後來出監獄的時候都結了痂,我給拍下來。
然後我們在塔巴斯科那個城市不知道怎麼走,我們就在那裏停留了12天。後來我們找到辦法,我們就去了墨西哥城,第二次到達墨西哥城,在墨西哥城休養了兩天。
然後我們又去了邊境城市華雷斯,這個地方很少有人走,就中國人很少有人走,中國人一般都是從蒂華納那邊進入美國,但是我們是從華雷斯那個城市進入德州。我們翻牆的時候大概是傍晚6點多,晚上6點多吧,就是過了那條河就到美國了。
當時我和我女朋友,還有我那個朋友,還有另外3個烏茲別克人,我們6個人一起翻越邊境,就是跨過邊境、跨過那條河。上岸的時候我就抱着他們在那痛哭,因爲這一路走來,說真的雨林也好,坐船過海也好,那種辛苦都是短暫的。在墨西哥42天真是極度煎熬,我不知道怎麼辦,不知道往哪走,沒有任何辦法,42天太漫長了,我們的運氣實在是不好。
所以就是跨過美墨邊境的時候,我這幾個月積攢的情緒全部爆發出來,我當時就哭了,我抱着他們哭,我蹲在地上哭。那種感覺,就所有的情緒都釋放了,我覺得我終於到美國了。
走線見聞:很多中國人 拖家帶口不在少數
扶搖:「終於到美國了。」很多走線的中國人在踏上美國領土的那一刻,都有這樣的感慨。
據路透社報導,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期間,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在美墨邊境逮捕了超過6,500名中國公民,比一年前同期增加了十五倍多。有評論人士說,這說明中共標榜的「中國夢」是一場噩夢,中國人「用腳投票」。
周雨在走線路上,就遇到很多中國人,而且有一個情況出乎他的意料。
周雨:在路上基本上,你吃飯的時候都能遇到中國人,我在厄瓜多爾……從土耳其說起,土耳其是我們第一站,我就遇到老倆口,他們應該都至少得60歲了,他們老倆口至少60歲他們還要走線。我就問他們,我說你們爲什麼這麼大年紀還出來?
他們是四川人,他說他們孩子、孫子都在國內,不願意出來,他說他們倆就想出來,就覺得人生這輩子馬上過完了,就想去美國闖一闖,去看一看,然後我就加了他們微信。但是後來我到厄瓜多爾的時候,我發微信問他們到哪兒,他已經把我刪了,我不知道爲什麼。
然後在厄瓜多爾停留的時間,停留了4天左右,基本上沒遇到什麼走線的中國人,都是當地在基多定居的中國人,餐廳老闆什麼的。
在內科克利那個地方,就是哥倫比亞邊境內科克利遇到的中國人特別多。街上那些商店賣很多雨林裝備的,比如說帳篷、靴子呀,或者是一些什麼繩子呀,就是雨林用的那種登山杖,賣裝備的店裏面擠滿了中國人,都是買裝備走雨林的。
我們就在那個地方臨時組了一個隊伍,我們本身有7個人,再加3個人是10個人,我們10個人一起進了雨林,然後進雨林之後又遇到另一撥中國人,大概是多少人……6個人還是16個人想不起來了,也十來個人吧,我們當時是將近20個人差不多。
後來我聽說走雨林,就是結伴走雨林最多的是49箇中國人,同時進入雨林一起走,我們當時是20個人左右,不算多。出了雨林之後,到巴拿馬難民營,第二個難民營,那個難民營大概容納了500多個人,當然還有更大的地方可以容納更多人。
當時我進去的時候大概有500人,其中300多是中國人,中國人是佔大多數,都是從雨林剛出來的,狀態都不好,都挺疲勞的,還有很多人受傷。在雨林裏磕磕碰碰的,那個難民營裏面有聯合國派來的醫生,會給你開藥,做一些簡單的護理,人道主義救助,裏面有免費的食物,還可以洗澡上網,當然信號不是很好。
但後來在戴維停留幾天,因爲生病拉肚子,在戴維也停留了4天左右,也遇到很多中國人,在同一個酒店住的,然後你後面每到一個國家都會遇到很多走線的中國人。
有一點我是沒有想到的,就是我沒想到這麼多走線羣體裏面,居然有這麼多帶着孩子的,我沒想到。我本以爲都是倆口子,或者是一個男的,但是我沒想到有這麼多拖家帶口的。可能各有各的苦衷吧。比如我是覺得無法再忍受國內那種生活的狀態,就是很不自由,而且自從習近平上臺之後,這種不自由,就是對言論的管控,對生活方面的,這種意識形態對生活的滲透,越來越廣泛,我覺得實在是忍受不了。
有一些人可能也是因爲疫情封控,導致他的生意失敗,然後離開中國。
像我那個朋友一家四口,其實他們在國內生活很好,他們做生意做得也挺好的,在我們縣開了一個理髮店,那個理髮店生意基本上是縣城最好的,每天都很忙,掙的錢也不少,在國內有車有房。就是覺得不想孩子在學校繼續被洗腦,走這條路也是爲了孩子有一個更好的未來,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自己的人生也不想在中國這麼浪費了。
在母親支持下 開啓在美新生活
扶搖:來到美國的中國人,爲自己逃離中共而高興、對開啓新生活滿懷憧憬,當然也與在中國的家人彼此牽掛。周雨這次出來,或許要過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和母親相聚。他的母親對此是什麼態度?
周雨:我之前說我勸那個上海被封控的小夥兒,我告訴他,我說你不可能三言兩語說通你的父母,你需要長期有耐心地和他們保持溝通,我就是這麼做的。我和我的母親就是這麼多年下來,我和我的哥哥一直在給她灌輸我們的想法,就是一直溝通,一直跟她講一些很明顯的(國內外)對比。就是說一些中國不好的現象,當然她也沒有去過國外,但是這種長期的溝通是有用的。
所以我在去新加坡那天,(2022年)11月9號,我登機了,我過了安檢,我說我已經通過海關了,我已經通過海關的盤問了,我已經到登機口了。我媽也爲我高興,因爲她也知道通過海關的盤問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我可以離開中國。
然後我媽就給我回了一個微信,她就說:兒子,祝你早日實現夢想。意思……因爲她知道我想去美國。所以看到這個信息,我也是挺感慨的,因爲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再次見到她。
我在新加坡我媽就和我保持聯繫,她就問我有沒有上班,我就說公司還沒有安排我上班。一直到我決定走線之後,我也沒告訴她,我不敢告訴她,我不知道怎麼跟她說,我一直在組織語言,看看怎麼告訴她,讓她接受。
在哥倫比亞我才告訴她,我要去美國,我要走很長時間。當然她也不知道走線是什麼意思,我就跟她說,我要去美國,要走很長時間,可能有一段時間要失聯,就是進雨林。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跟她說,我無論怎麼跟她說,我覺得她都會擔心,但是我就很直接地跟她說,就像我剛剛說的,我要走雨林,可能幾天聯繫不上,我要走很長的時間才能到美國。
我就直接這麼跟她說的,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組織語言了。但是沒想到她就跟我回了幾個字,她說:兒子,媽媽非常支持你的決定。她就這樣跟我說。當時心裏真是五味雜陳,因爲說實話,走雨林我心裏沒底,我很害怕。所以當時的那種感觸,心裏那種感覺,不知道怎麼形容。一方面是她對我的支持我挺感動的,一方面是我不知道接下來會遇到什麼危險。
其實話說回來也挺有意思的,走線這個決定其實是我女朋友做出來的。對,一開始我是不敢的,是我女朋友做出這個決定,然後我們7個人還聚集在一起,結伴出發。
扶搖:那麼,現在來美已5個月的周雨,對新生活有什麼樣的感受呢?
周雨:這種感覺,說實話我還沒有完全深入去體驗美國的生活。現在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每天早上站在我住的這裏,站在這個門口,小區裏面,我就看着藍天白雲,感受着這種清新的空氣,就是有一種重生的感覺,我覺得這一切都是上帝給我的恩賜,這是我最直接的感受。
我就想到了電影《肖生克的救贖》裏面有一句臺詞,陽光灑在肩頭,彷若自由人。很美好,這一路受的苦都值得。
(接下來)就是好好生活,去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者是價值吧,好好地去適應美國的社會。因爲從一個獨裁的國家來到一個自由的地方,在那個國家生活二三十年,身上難免會帶着一些不好的習慣、不好的習性,我覺得都要慢慢去改。更努力地讓自己融入美國這個環境,好好工作,好好回饋這個接納我的國家,好好去熱愛這個地方,就是這樣。
扶搖:我們祝福周雨在美國能像他期望的,好好生活,實現人生價值,回饋這個接納他的自由社會。
《新聞大家談》製作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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