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從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期間的“文攻武嚇”，到近年來的經濟脅迫和認知作戰，每逢台灣大選，中共政府各種介入層出不窮，而且介選手段正變得越來越隱晦。分析家進一步警告，中共更利用台灣社會既有的矛盾，見縫插針分化台灣民心，就是要讓台灣人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失去警覺。 台灣總統大選關鍵時刻，1月8日上午，14名「太陽花學運」的發起人及參與者聯合召開記者會，重申反對台灣與中國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 「太陽花」參與者10年後重申反服貿 參與者指出，2014年3月爆發的“太陽花學運”就是為了阻擋中共藉由簽署服貿協議，實現“兩岸經濟一體化”，抗議學生才會發起佔領立法院議場的行動，也因為此次大規模學運，保住了台灣經濟與政治的自主性。 然而，事隔10年後，在野黨候選人侯友宜跟柯文哲卻先後表示，若當選後將重啟兩岸服貿及貨貿談判。太陽花學運不得不重新站出來，再次強調堅決反對服貿、貨貿協議，並呼籲全民團結，拒絕中共經濟脅迫與分化，尤其是政治人物更不應以受到中共青睞為賣點來爭取選票。 與會學者張信堂在發言中警告，中方慣於用威脅利誘的方式分化台灣，比方說，只要不支持「九二共識」的縣市，賣到中國的農漁產品隨時可能被喊停。 曾經主導反服貿抗爭的台灣經濟民主聯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也呼籲，中共不應為雙邊經貿往來預設政治前提。 賴中強說：「（例如）中共說台灣的鳳梨（菠蘿）釋迦有介殼蟲，禁止進口，但是台東縣長去參加海峽論壇以後，台東的鳳梨釋迦就沒有介殼蟲，（好像）台東的介殼蟲就認得一中原則，所以可以進口，這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中國議題反覆出現學者憂年輕世代“健忘” 對於10年前親身參與擋下的兩岸經貿議題，10年後卻再度成為台灣總統大選政見，主持這場記者會的中原大學財經法學系副教授徐偉群分析，除了中共嚴重的網絡滲透之外，台灣年輕世代對於歷史教訓的記憶過於短暫，更是主要原因。 徐偉群在大學校園裡觀察到，隨著當年走上街頭參與太陽花學動的學生先後畢業，在這之後進入大學的新生因為沒有接觸過這些學長，逐漸對這件攸關兩岸的重大議題顯得無感。 尤其當中國的影片、社群軟體流行到台灣，他更發現許多台灣年輕世代對於政治事務、人物甚至兩岸關係的理解都是由Tiktok（海外版抖音）跟小紅書上餵養的資訊塑造而成，自然更對於10年前台灣高度警惕中共以經逼政背景失去理解。 徐偉群告訴美國之音：「我們的新世代對於歷史的記憶是很短的，大概四年就遺忘了曾經發生什麼事情，這種容易遺忘歷史的現像實際上是讓台灣一直陷入中國威脅、陷入危機的重要的因素。” 中國因素轉為隱蔽弱化「抗中保台」意識 事實上，台灣選民對於總統選舉中的各種中國因素並不陌生，早在1996年3月，台灣首次舉行總統直接選舉前夕就曾經歷過“台海飛彈危機”，此後歷次大選中也不乏各種「文攻武嚇」。 台北市議員苗博雅，同時也是本屆選舉中的社民黨立委候選人，她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多年來中共對台灣的威脅始終存在，尤其在2019年，也就是上一次總統大選前發生香港“反送中運動”，更導致台灣選民感到警惕，進而強化“抗中保台”的集體意識。 如今令她憂心的是，這次大選中，中共因素對選舉的干擾變得相當隱密。苗博雅分析，中共發現過度恫嚇台灣人只會得到反效果之後，新的手段是透過台灣內部對中共友好的政治人物散佈「不需要抗中保台」的言論。 隨著近一段時間以來，抗中保台被抹黑為政府無能，只會販賣“芒果乾（亡國感）”，中共正在成功地把本應是最重要的國家安全議題邊緣化，以至於被其它次要議題淹沒，而未能在選舉過程中得到應有的重視跟討論。 苗博雅說：「這次中共介選的方式就是讓國家安全議題變得不重要，當台灣人的心中把國家安全這個議題忘記了，正是中共最可以長驅直入，上下其手的時候。這樣的手段也很值得世界各國來分析、思考。” 除了讓國安議題模糊焦點，苗博雅指出，中方也善於操作認知作戰，在台灣民主多元的開放社會中，利用本來就存在的社會矛盾“見縫插針”，讓社會變得更激化、更撕裂，導致不必要的激烈衝突。 中共金援台灣地方人士影響選情 除了軍事威脅與經濟脅迫之外，台灣地方自治也成為中共滲透、中介的重要領域。 1月5日，無黨籍立委候選人馬治薇因被控多次收受中共資金援助，並企圖利用虛擬貨幣隱匿介選金流，遭到台灣桃園地方法院依《反滲透法》羈押禁見。此前，台灣各地也頻傳村里長率低價團赴中國旅遊並接受落地招待，疑涉統戰而遭法辦。 中原大學副教授徐偉群認為，中共對地方人士的滲透同樣行之有年，尤其對於各地不少重要政治派系或世家，更長期保持密切的利益關係，間接影響台灣政治，現在佈線層級往下延伸，只是更進一步證明中國滲透之嚴重，以及台灣實施《逆滲透法》的重要性。 分析家籲籲強化“民主防衛” 對於台灣社會屢遭中國因素影響選舉，賴中強跟苗博雅同時指出，台灣亟需修改相關法令，強化「民主防衛」能力。 由於台灣參考美國經驗所草擬的《中共代理人法案》目前仍未立法通過，賴中強認為在考慮兩岸交流頻繁的情況下，應將經常參與中共統戰活動，或介紹他人參加相關活動的人列為“灰色地帶行為人”，給予明確規範。 賴中強告訴美國之音：「我們用類似政治獻金的概念，要求灰色地帶行為人必須來申報經費來源，如果他真地有收中國的錢做這些（違法滲透的）事情，那我們再把他界定為中國的在地協力者，給予處罰。” 苗博雅則認為，相對於歐洲國家以防衛式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概念有界限地保障言論自由，台灣對於言論自由卻是完全開放，包括對媒體接受國外資金也沒有任何管制，結果就是有很多人濫用言論自由，在網路上謾罵台灣沒有言論自由的亂象。 她說法規的漏洞讓台灣社會形同面對資訊戰、認知作戰等新種病毒「卻還沒準備好勤洗手、戴口罩」。 相對於上述幾位分析家的憂慮，在台北的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洪耀南較為樂觀，他認為在台灣民主社會中成長的年輕世代已經對自己的制度更有自信，面對選前種種的中國因素，並不容易被輕易統戰。 洪耀南告訴美國之音：「（中共）它的介入當然是一直不斷地在創新跟（發展）不同的面相，可能全面的方式，但台灣透過民主化的去教小孩子，其實抵抗意志也慢慢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