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20年10月8日，處於假期中的北京某處商業街道，武警正在巡邏，以及一名坐在巷口戴著紅袖章的警察，時時刻刻監視著民眾的一舉一動。(Photo by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金欣綜合報導）據中共官方資料，2009年，中共的維穩費高達5,140億元人民幣（約723億美元），增幅達47.5%，超過國防預算支出的4807億元人民幣（約676億美元）。在2011至2013年，維穩費再超軍費。從2014年起，中共只公布中央公共安全預算，不再提全國維穩開支。2017至2020年，中共批准的維穩費再超軍費。據日本媒體《日經亞洲》報導，2020年中國的維穩經費高達2100億美元，不但10年內成長逾1倍，且高出同年軍費7%。 可見，在中共眼裡，最大的敵人是中國境內的老百姓。
一名紅袖章警告圍觀民眾不得拍攝。（視頻截圖/大紀元）
中共懼怕被老百姓推翻 在中國，失業人員越來越多，但是警察、公安機構越來越龐大，中國的所有城鎮隨處可以看到正在巡邏的武警、公安、警察、警車，以及四處查看、無時不刻監視著居民一舉一動的紅袖章們。紅袖章是中共統治環境下的特有現象，過去主要由退休的老人承擔，但最近幾年，有許多失業青年加入紅袖章，數量越來越多。紅袖章在中共這部絞肉機器中執行最低級別的治安或是與之相關的事務，也承擔了監督民眾的職責。 中國一家高等院校的退休老師劉女士2023年3月7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共巨額維穩預算多年來超過軍費，這表明，中共把鎮壓國內老百姓當作首要任務。 劉女士說：「特別是1999年鎮壓法輪功以後，維穩開支都超過軍費。軍費是來對付國外敵人的，但是，中共把中國人民當作主要敵人」。她說，由於近期先後爆發「白紙革命」和「白髮革命」，說不定將來還有什麼革命，因此中共懼怕老百姓起來推翻共產黨。 劉女士表示：「現在人民在覺醒，（中共）欺人太甚了。『白紙革命』『白髮革命』提出來，喊打倒這個反動政府。實際上，它（中共）是最反動的，它反神佛、反人類、反傳統文化、反宗教信仰，所以，真正反動的就是中共，就是應該被打倒，再增加『維穩』的費用也沒有用。不實行仁政，暴政是一定要滅亡的。」 習近平當局開倒車 由於中共的腐敗和殘暴，導致民間反共抗暴群體活動頻繁，中共不解決人民的訴求，反而不斷升級鎮壓的暴力程度。中國人權律師團非常清楚中國的人權遭到嚴重侵害，他們在2024年新年獻詞中，給習近平當局送去了兩個字：「內捲」。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人權團體中國人權律師團於去年12月31日發布了該團體的2024年新年獻詞，以「內捲」一詞描述2023年乃至近年來中國政治、經濟、法律方面存在的問題，並呼籲建立開放的法制社會。 這篇新年獻詞表示，「2023年，我們分明能感受到無處不在的內卷」，「內卷是面對重大變故刺激時的收縮防守、回歸自我特別是回歸原教旨自我的狀態，是消極守舊、固守現狀乃至企圖回歸從前的態勢。」 中國人權律師團成員吳紹平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對獻詞中的「內卷」一詞進行了闡述，表示：「習近平上台這十幾年來，整個中國社會都一直在走向倒退。今年的這篇獻詞，用了一個『內卷』來形容他執政的十幾年。實際上『內卷』換個詞就是中共社會的全面倒退。」 「內卷」一詞來自社會學，早期被用來指代一種文化模式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無法向外發展，只能內部演化的狀態。這個概念也被一些學者用於描述亞洲的過密化農業社會，展現一種勞動的超密集投入沒有帶來成比例的產出增長，反而使單位勞動邊際報酬減少的現象。近年來，這一詞彙也被中國網民廣泛運用，常被用來形容中國職場中的高強度工作現象。 吳紹平表示，在過去的一年中，中國的「內卷」體現在許多方面：「包括司法上的，像文革時期一樣。對整個社會的管控，也像文革時期一樣，老百姓沒有言論自由。中共像過去一樣，動不動就對民間社會進行殘酷的打壓，用刑罰、行政手段等各種力量來打壓整個社會，不僅打壓異議人士、民主人士、宗教，也打壓一些企業、行業。」 這篇新年獻詞還表示，2023年中國在社會治理方面「重威權、重強制、重管控而輕權利、輕倫理、輕自由的改開前模式死而不僵」，經濟方面「私營經濟在三年疫情管控期間受創最重」，法律領域「無論立法或執政、司法，都表現出鮮明的向1980年改開前的威權、強制、暴力依賴和管控機制內卷的傾向。」 獻詞呼籲「放棄內卷，走向開放」 中國人權律師團的另一位成員玉品健告訴記者，2023年是中國三年疫情封控後開放的第一年。這三年給民眾帶來的陰影和心理創傷會長久伴隨，就像大躍進期間的三年饑荒以及之後的十年文革一樣。他表示：「在此基礎上，想要振興經濟更是困難重重，內卷也是無處不在。當局想通過強權來控制社會,無視人權、迷信暴力，致使中國社會所形成的戾氣越來越嚴重，互害的現象現在也很嚴重。經濟上，嚴重地不相信私營經濟、民營企業家，總是擔心人們會覬覦他們手中的權力。」 他還談到，在立法方面，中共當局在2023年出台了戰時刑法特別修正法案、新的反間諜法、愛國主義教育法、新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等等：「通過立法將中國社會控制得像鐵桶一般，將威權統治進一步推向了極權統治，進一步剝奪壓縮了社會的自由空間，濫用權力暴力，對很多公民正常行使公民權利的行為，處以顛覆或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和各種擾亂社會秩序罪。」 在中國人權律師團的新年獻詞當中，提到了中共當局對郭飛雄、常瑋平、許志永、丁家喜、覃永沛等許多人權活動人士和人權律師的判刑，以及人權律師唐吉田、高智晟失蹤的情況，並談到了福州公民葉鍾、南京公民孫林被當地警方打死的情況。 獻詞表示，「罪刑擅斷、重刑主義和權力直接參與經濟的社會一定是內卷、守舊的社會。只有民權、私權張揚和市場充滿活力的社會才能成為開放、外向、法治和兼采眾長的社會」，並發出了「放棄內卷，走向開放」的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