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龍年新春還沒過完，不少地方的政府或企事業單位早早地就在網上貼出專門向農民工緻意的慰問信，也有一些地方推出新春招聘會，專門以農民工爲對象。但在去年經歷了失業潮以及討薪困境的中國農民工，這個新春到底怎麼過？他們內心真實的感受是什麼？ 大年初二（2月11日），葉子農並沒有像他先前說的那樣離開家鄉，回廣州找工作。 “我都不知道幹什麼？”葉子農對記者說。爲安全考慮，“葉子農”以化名接受採訪。 從上海到廣州 工資都在拖欠 從家鄉的村子回廣州要坐三個小時高鐵，這個距離對29歲的葉子農來說不是問題，之前他去過上海，去過北京。廣州是最靠近家鄉的特大城市，這座城市對他而言就是機會，就是生存。 但現在談到廣州，葉子農首先想到的是生活成本，“回廣州要天天花錢，喫不消了。......不敢亂動了，動一下都是要花錢的。” 葉子農此前幾年一直在建築行業做散工，相比於很多其他人，他還是有些優勢的。他有駕駛吊車的專業執照，借這個本事，只要找到合適的崗位，一個月他可以掙九千塊人民幣。但去年一整年，他在上海、在廣州能找到的工作機會都非常稀少。 12月底，葉子農在廣州一個碼頭工地找到對口的工作，在2024年新年的第一天給我發來短信，“新年快樂，我找到工作了，上海的工資也拿到了。”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短信中，他還捎帶了幾張工作場景的照片。陰霾的天空下升起高高的塔吊，遠處有燈光襯托，彷彿是他重燃的希望。 過了半個月，葉子農又發來短信，“昨天工地上打架，一羣人打得那個人吐血好恐怖。”一問才知道，是因爲有一羣人工資被拖欠幾個月，去辦公室討工資，一言不合就打了起來。 我問他，“你不擔心自己的工資嗎？”他回覆說，“擔心也沒用。......我工資又沒多少，才幹十來天。” 葉子農當然擔心自己的工資，之前他在上海也是幹了十來天的活，直到兩個月後，他回廣州纔拿到工資。在廣州的這個工地，他幹了整整一個月，到2月1日工地放假，他也沒拿到工資。他在當天發短信給我，沒好氣地說，“這些老闆唉真X蛋，搞把槍，把他們全部突突了。” 葉子農似乎並不是不理解目前的困局，但還是忍不住發問，“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好像人家香港、澳門從來沒有拖欠過工資的。.....氣死我了，都沒錢喫飯了快。”他發過來的只是簡單的文字，但我彷彿能看見他是皺着眉頭在說這幾句話。 出路？ 類似葉子農的情況近來似乎在中國是普遍的。官方媒體對欠薪現象也沒有完全避諱，但相關報道主要是在說各地政府或相關機構如何採取措施，想要根治欠薪。多級、多地政府網站也紛紛在一月底和二月初發文，通報整治欠薪現象的消息。至於這種整治的結果如何，很少有新聞報道提及。而中文社媒上講述欠薪、討薪的帖子，依然層出不窮。 葉子農最後在過年的前兩天（2月8日）纔拿到工資。爲了拿到欠薪，工地的人還組織了罷工。但罷工只持續了半天，葉子農說，這只是意思意思，工人們也不敢真罷工，也不是工人自己起意要罷工，“工人哪敢啊，都是老闆，就是租車公司老闆嘛。我們工人沒有說話的權利的，都是話事人叫怎麼做我們照做。” 葉子農說的租車公司是指給工地租用吊車的公司。他介紹說，他們做的這個工程是國家基建項目，業主是國有企業。業主不給錢，租車公司、派遣工人的勞務公司都拿不到錢。 葉子農說，這次還算比較好的結果，之前他做的幾個工程都在欠薪。其中有個工程，工人們整整罷工兩天才勉強拿到工資。 與葉子農相比，身在福建的“必須多賺錢”處境相對好些。他是裝修工，在1月31日工地放假前，他拿到了工資。幹了兩個月，工資有一萬二，但他並不滿足。他對記者抱怨說，“工資又低，開銷又大，也就解決個溫飽。”似乎是爲了凸顯自己的處境，他把通訊軟件的帳號取名爲“必須多賺錢”。 “多賺錢”一家五口在福建已經生活好幾年，他一直在做裝修的零工，妻子在貿易公司工作，但工資都不高。夫婦有一個5歲的女兒，由母親照看。雖然一年省喫儉用，也能存下幾萬塊錢，但他對未來還是很悲觀，尤其是這兩年，“工廠倒閉，房地產半死不活，人口又減少。” “多賺錢”所在的城市在福建也算首屈一指，但他明顯感覺到經濟在衰退，“周圍工業區和店鋪關門是肉眼可見的。” “多賺錢”這幾年一直在想着去歐美國家生活，他也毫不避諱接受採訪的目的，“我接受採訪是爲了讓自己的處境被更多人知道。期望有人能幫助我離開中國，最好帶着家人一起。” “多賺錢”不滿現在的生活，不僅僅是收入低，還有女兒的教育和在農村老家遭遇的不公平，“這種貴國家爛透了，我小孩幼兒園就學習習近平思想了，美國小孩會學習拜登思想嗎？” 今年過年前，“多賺錢”的母親帶着他的女兒提前回了老家，因爲家裏分的山地被人盜挖露天煤，必須要回去守着。他告訴記者，“像我家的山林被盜挖礦產，無處維權，找各級政府部門毫無作爲，只能無力地向反貪局舉報，毫無結果。” 聊到這個話題時，“多賺錢”再次提到了美國，“你說在美國盜挖別人的山是有多惡劣？美國人不動產被侵犯直接開槍都可以。”說話時，他的語氣已經義憤填膺了，“活在中國受盡欺壓，沒法治、沒自由、沒人權。” 在“多賺錢”看來，要擺脫這一切的出路，只有離開中國，去歐美國家生活，他也一直在做準備、尋找機會。雖然高中畢業，“多賺錢”一直在自學英語。聊天的過程中，他有時會給我發來幾句說英文的音頻。 中國需要變革 實際上，葉子農的想法和“多賺錢”一樣，他也想走出中國，至少是大陸。他說，有朋友在香港，正拜託他介紹那裏的工作，“（大陸這邊）進度不達標不給錢，然後年年有農民工討薪，香港澳門那邊不是這樣的。” 與葉子農和“多賺錢”不同，長期在山東務工的林先生（化名）並沒有想太多走出去的問題。 年前（2月8日）他已經回到了鄉村的老宅，但他感覺現在過年的氛圍越來越糊弄了，“本來有不成文的規矩，最近3年家中有人去世的話就不貼對聯不放炮，很多鄰居家中前幾年就去世了親屬，但是今年已經過了那個時間，也沒有再去把這些費時費力的習俗撿回來了，大概因爲過年本身沒什麼可開心的事了。” 林先生說這次回來主要是看看父母，“回來喫個飯待幾天，露個面，不然親戚愛說閒話。”林先生這幾年在山東的城市裏打零工，每個月也就掙兩千塊左右，還寄些錢回家給父母。 但林先生和一般的農民工不同。他大學畢業，之前在金融業做過很多年，直到2018年才離開這個行業，近三年幹起了零工。 我試探着問他，“你會考慮階層跌落的問題嗎？”他很快回復說，他越來越覺得階級躍遷是個僞概念，“之前我有的同事感覺自己幹到45歲，房貸還完了，老家省會買了個商鋪收租，過幾年也還完，怎麼看怎麼都是好日子。但是資產一貶值，租金降低一部分，這些年的奮鬥就好像不那麼值得了。”他補充道，“這還是有租金收，如果經濟再惡化些，租不出去呢？” 從白領工作轉到零工後，林先生通過網絡接觸到廣泛的勞工羣體。由於做零工的關係，他也不時遭遇欠薪。這個期間，他的思想也有所轉變，越來越傾向於“左派”。在他看來，農民工普遍遭遇欠薪，以及他們在中國的整體待遇昭示了體制性問題，中國需要變革，“我認爲，應該以政治家的角度去推動變革。也就是說，宣揚的理念比當前人們能接受的再多一些。不能像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那樣，足夠文明，但不夠革命。” 但林先生無法接受前蘇聯或中國此前的那種革命，“中國式的革命則正好相反了，犧牲了大多數人的大多數權利，增加資本積累率之後，上層以自己對國家機構無可辯駁的控制權推動了所謂的改革，卻與民無益。” 另一方面，林先生又對中國的勞工階層不太滿意，“各種政治運動打壓了他們的公民意識、主人公意識，改革開放後前兩代還有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是自在的無產者，但不是自爲的無產階級。” 回到城市 過年後，林先生還會回到城市，繼續打零工的生涯。他說，因爲之前在股市有所斬獲而有財富積累，所以他並不差錢。但他也不願意用這筆錢去創業，“創業是不可能創業的，我是對經濟持悲觀態度的。” 他因爲有不同行業和階層的跳躍，似乎把現狀看得越來越清楚，“信心比黃金和貨幣還要貴重，從有多少人投資創業、有多少之前的同事失業、欠發年終獎，足以判斷趨勢了。” 林先生這麼說的當天，中共官方公佈了最新的經濟數據。2024年1月，中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下降0.8%，這已經是CPI連續第4個月處於通縮區間；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爲49.2，也已經是連續第4個月低於50的榮枯線。 表面上，這個農曆新年與往常似乎沒有什麼不同。央視、各地方衛視等官媒平臺播放着各種版本的春晚，這些春晚節目都在頌揚着“幸福”的日子。但林先生、葉子農，還有“必須多賺錢”這樣的勞工卻以越來越憂懼的心態，在整體下行的中國經濟大潮中尋找着自己的方向。△（轉自自由亞洲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