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温州杀医事件发生后，一股强烈的不安全感在不少大陆医生的心里滋长蔓延。（网络图片） |
【人民报消息】最近，温州杀医事件发生后，一股强烈的不安全感在不少大陆医生的心里滋长蔓延。有人建议要「勤于健身，学些擒拿格斗」，于是「学武保命」成了医生们的当务之急。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本该努力救人的医生却开始想著要努力保护自己的性命，为的是免遭患者或其家属杀害，这真是「全世界独一份」的荒诞与悲哀。
有陆媒撰文称，尽管「在李医生遇刺去世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全国多地的三甲医院的安检又收紧了」，但许多医生却纷纷表示，「医患矛盾，并不是一道安检门可以解决的」。问题是，连安检都不管用，「学武」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比如墙内有知情者表示，刚去世的李晟医生就是「很强壮的，在医院里数一数二的强壮」，甚至还是「医学院、医院的运动健将」，但50岁（有网传39岁）正当年的他却意外地被一位70岁高龄的老人杀害。而老人最后也选择了自杀。
看来，试图用暴力解决问题是行不通的。已有陆媒指出，「保护医生，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医院需要反思，医疗制度更要反思」。但口头上的呼吁真的有用吗？医院是否真会反思，医疗制度是否真会发生改变，医患关系又是否真正能从持续恶化回归到良善，从多年来大陆的杀医事件从未停止过发生就能进行判断。
2019年12月，大陆「澎湃网」发表的《10年来媒体报道的295起伤医事件的背后》一文写道，「295起伤医事件中（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362名医护人员受伤，99名医护人员被患者持刀具袭击，24位医生在医患冲突中失去生命」。而此前，2018年《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也显示，中国有66%的医师曾经历过医患冲突，超三成的医生被患者暴力对待过。在谈及「患者伤医的主要原因」时，「澎湃网」文章还指出，是因为「对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和对医生的治疗结果不满」所导致。
尽管中共官方打算严惩，比如在2015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中「首次将破坏医疗秩序行为纳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规定「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2016年，中共衞计委等九个部门又「联合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2018年又在《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中明令「公安部等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但在随后的2019年到2020年4月这一年多时间里，最高法一审审结的「杀医、伤医、严重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等涉医犯罪案件」却迅速增长到159件，达到此前10年总和的百分之50多。
看来，判重刑也遏制不住「不满」的患者或其家属的杀心。然而，人们感到不解的是，中共国医生的医疗服务和治疗结果到底差到了何种地步，才会导致患者或其家属宁可坐牢、甚至拚了命也要把医生置于死地呢？实际上，患者的「不满」主要针对的还不是位于乡镇的小医院。「澎湃网」文章指出，在295起伤医事件中，有七成发生在三级医院，其中一半以上发生在三甲医院。
文章称，「医院的级别越高，……伤医事件发生的频率越高」。看来，有水平的医生反而不好好看病，这就难怪病人家属会生气了。明知自己的工作是救死扶伤，医生却不把人命当回事，这是明知故犯。而原因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不信因果只信钱、被创收任务牵著鼻子走了。
实际上，给医生布置任务的始终是医院。对医院及其背后的政治靠山来说，医生不过是用来牟利的工具。在中共利益集团的「党性」驱使下，许多医院不但不把病人当回事，也不把医生当人。
从上面提到的数据来看，在疫情发生前，暴力伤医事件就已经呈现出持续高发的态势，但此类事件最频繁发生的三级、三甲医院却从未加装过任何安检设备。毕竟，医院大张旗鼓地防著病人来杀医生，这本身就说明医院有问题。相比医生的安全，院方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脸面与安装设备的支出。尽管疫情时，安检开始被使用，但在解封后又形同虚设。若非温州上演的杀医事件引发了民怨众怒，「三甲医院的安检又收紧」一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大陆的医生被沦为工作机器、牟利工具，从这个群体中并不鲜见地被发现「过劳死」也能加以佐证。早在2014年，就曾有官媒登过《青壮年医生频发过劳死 劳力又劳心是主因》的文章。仅2017年，被陆媒曝光的医生猝死案就有31起。对此，2018年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写道，大陆「三级医院医师平均每周工作51.05小时，二级医院为51.13小时」；「不到四分之一的医师能够休完法定年假」。在分析原因时，有陆媒指出，「长期处于高强度、高压力工作状态，恐怕是压垮医护人员的最后一根稻草」。
几十年如一日地活在中共暴政下，大陆医生所承受的压力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要知道，在医生非正常死亡的方式中，最悲惨的并不是他们过劳死或被患者家属杀，而是自己选择跳楼坠亡。
2007年5月4日，44岁的肾脏病学专家李保春从上海长海医院（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12层跳楼自杀；2010年3月16日，84岁的中国肾移植鼻祖黎磊石从南京自家14层高楼跳下自杀；2014年3月24日，上海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张世林从自己位于8层的办公室跳下摔死，他以前在长海医院时曾是李保春的同事。2016年5月11日，65岁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原院长石应康从一栋高楼的20层跳下身亡。
以上四位都可堪称为大陆医学领域、尤其是器官移植领域的顶尖专家。从医学技能上来说，已是医生中的佼佼者了。那么，让他们无法承受的压力又来自何方呢？说到底，还是因为做了亏心事的他们最终难逃已被注定的因果。
这些人不仅是国内的移植专家，更是被「追查国际」证实并列入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名单上的凶手。自1999年江泽民一意孤行，污蔑并下令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残酷迫害之后，敢于下狠手活摘其器官、并从这些器官买卖、移植手术中牟利的医生就已层出不穷。「追查国际」有数据表明，到2018年，至少有865家医疗机构、9500名医护人员都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不知是因为杀人后良心不安，还是因为手中掌握著太多的活摘证据为某些高官所忌惮，跳楼这种最痛苦、绝望的自杀方式竟会成为上面那四个医生难以承受却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实际上，无论是跳楼还是猝死，又或者是惨死于他人刀下，无法寿终正寝的非正常死亡都已像魔咒一般，不时就会降临在大陆各地的医生身上。都被死神盯上了，健身、学武还会有用吗？要想保命、活命，彻底解除魔咒才是正道。
信撒旦教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共产主义是「一个幽灵」。中共一拿来就开始大开杀戒，结果造成了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嗜杀是中共的本性，按需杀人就是它骨子里的邪性使然。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看清了它的魔鬼真脸。很多人都发现，被魔鬼利用，最终也会被它抛弃，惟有「三退」才能保自己平安。对医生来说也是这样，不与中共为伍，才可能走上自救之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等一切邪恶组织，才能真正地保住性命、走向未来。 △
（人民报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