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
引言：
齊國宰相管仲是春秋戰國時期時代一位極具傳奇色彩的風雲人物，是周禮的繼承和發展者，堪稱「華夏第一相」。
最引後世關註的是管仲的治國理政的經濟金融思想，他早於亞當斯密2500年即洞察了市場經濟的資源分配功能，強調價格調節機制; 他推行「相地衰徵」的財稅改革、農商齊展的產業策略、「官山海」的鹽鐵經營、貧富有度的分配制度，利用貨幣和貿易戰略，輔佐齊桓公，成為一代名相。
（接上文）
敬天重德經世濟民的「華夏第一相」（上）（圖）
上文中提到管仲為相後，向齊桓公再討三權，得到了滿足。 管仲自此後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
然而管仲遵循周禮的為官之道，敬天愛民，在發展經濟、經世濟民方面開創了先河。
公器絕私，以民為天的政治抱負
有一個小故事，很能看出管仲的根本為人和危機策略以及宏大抱負。
據《韓非子》所述，管仲在被從魯國押回齊國的囚途中，一路顛簸流離、風餐露宿，到達齊邊境時已經饑腸轆轆，饑渴交加。
押運差吏就帶著管仲到邊境的把守那兒想討一口飯吃。 那把守的小吏卻異常的殷勤備至，不但備食送水，還親自給管仲喂飯，且跪地侍候管仲。 管仲也頗覺詭異，不知道葫蘆裡賣的甚麼藥。
管仲明人不說暗話，便問那官人，為甚麼對自己這麼好，畢竟是引渡回國的在押犯。 那官吏倒也直爽，直說了：「您是天下奇才，這次回國後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以後您要發達了，怎麼報答我啊？ 」
這要是一般人，那肯定順勢接腔，我要當官了，第一個提拔的人就是你。 管仲卻沒有這樣說，受人滴水之恩是當湧泉報之，但公器私用不是管仲樂見的。 於是管仲也爽快地說，如果我能活著，升官了，「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意思是我也得選能任賢、論功行賞，我怎樣報答你合適？
管仲這個公器絕私的思想是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礎上的。 一次，齊桓公問政於管子，說：「甚麼是君王最重要的？」 管子不語，抬頭看天，接著說：「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告誡君王要以民為本，以百姓為天。
管子還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還向齊桓公建議「愛民四順」，即「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 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意思是說，人民怕憂勞，我便使他安樂； 人民怕貧賤，我便使他富貴；人民怕危難，我便使他安定； 人民怕滅絕，我便使他生育繁息。
這不是在驕民縱民，而是君主用愛民的德行潛移默化地教化、善化百姓，管仲接下來指出，因為我能使人民安樂，他們就可以為我承受憂勞；我能使人民富貴，他們就可以為我忍受貧賤；我能使人民安定，他們就可以為我承擔危難；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們也就不惜為我而犧牲了。
緊接著，作為法家初期代表人物的管子，卻明確地向齊桓公指出，單靠刑罰和殺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悅誠服。 刑罰繁重而人心不懼，法令就無法推行了；殺戮多行而人心不服，為君者的地位就危險了。 因此，滿足上述四種人民的願望，疏遠的自會親近; 強行上述四種人民厭惡的事情，親近的也會叛離。 由此可知，「予之於民就是取之於民」這個原則，是治國的法寶。
愛民貴民、以德為本的教化的思想可見一斑。 管仲為相後實施系統性的經濟改革，其中多包涵著富民貴民，民富才能國富的思想。 在古代君權集中制下，管仲簡政放權、發展市場經濟、公平賦稅、制定產業發展規劃、以消費拉動經濟的韜略無疑是開放、先進和空前超越的，是開創性的。
相地衰徵稅賦有度、用之於民的公平財稅政策
《管子•牧民》裡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講出了禮樂和經濟基礎之間的關系。「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巧作。 故姦邪生於匱不足。」在這裡，管子認為：讓人民生活富足是社會穩定和減少欺詐的必要措施。
統治者如何讓民眾富足呢？ 首先，稅賦方面要公平和取之有度。 管仲提出了「相地而衰徵」的概念並實施。 甚麼意思呢？ 就是農業稅上，根據土地質量好壞而徵收差別地租，土地好產量高，多徵稅; 土地差產量低，少徵稅。
如何考察確定土地質量級別呢？ 管仲制定了一套精細化的操作方案。 比如，讓官員派人到田地裡挖土，直到挖出水。 挖六尺出水的地，屬於濕度正常，年租15%，每多挖一尺才出水的，偏旱，少挖一尺出水的，偏澇，這樣的地就減免10%租稅。
管仲徵收農業稅是每兩年徵收一次，因為要考慮到農業是靠天吃飯，豐歉年年有別。 同時，依收成好壞而實行差別稅額，豐年徵30%，中性徵20%，歉年徵10%。 饑荒之年則免稅。
再比如，在房屋土地稅上，富戶蓋大房子徵重稅，貧戶蓋小茅廬則徵輕稅。
其次，管仲還提出「無奪民時」，農業生產主要靠準確把握各種農耕時節，因此，管仲在實施徭役方面主張避開農時。
第三，管仲提倡用賦稅多做有德行的事。 他說，「王主積於民，霸主積於將士， 衰主積於貴人， 亡主積於婦女珠玉。」
第四，管仲還督促國君要「養長老， 慈幼孤， 問疾病， 吊禍喪......」要求統治者重視民政事業、慈善事業和建立社會保障制度。
於是管仲提出了「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
齊國還非常重視人口婚姻政策。 有這麼一個故事。 齊桓公在平陵遇見一個空巢老人，家裡有十個兒子，都外出務工去了，這十個兒子都是光棍沒娶到媳婦，齊桓公就下令從宮中挑選五個宮女下嫁了老漢的五個兒子。 之後，齊國齊桓公規定婦女生育三個孩子可以免除本人賦稅，生四個免除全家賦稅。
貧富有度的分配制度
管仲提出，對於勞動者應該「以其所績者食之，不可不審也。 其績多者食多，其績寡者食寡，無績者不食」。 就是多勞多產則多得，少勞少產則少得，不勞不產則不得。
管仲認為「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背，貧富無度則失，」其中「貧富無度」，用今天的話講就是貧富差距太大，基尼系數過高，社會就處於不安定和高犯罪率狀態中。 國家法令不張，民不畏死，都是源於貧富之不齊。
管仲針對性地提出了防止貧富懸殊的幾種辦法：第一，國家要掌握一部分物資，在農忙或青黃不接的時節貸放或租給農民，防止商人和高利貸者對農民進行盤剝；第二，運用價格政策來維持市場的穩定；第三，利用財政政策以豐補歉，調劑餘缺；第四，讓富室以低息或無息給農民貸款或貸物。
大膽發展工商業、管理國家資源，以消費促經濟
管仲的「士農工商」「農商並舉」之策應該說是開了中國古代重商主義先河。 他提出的「竱本肇末」的意思就是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工商業。
「士農工商」四類人員「勿使雜處」，體現了管仲行業管理的產業布局思想。 少兒習焉，子承父業，體現了管子精細化專業分工與發展思想。 這在2700年前是難能可貴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管仲的重商主義並不是以拋棄傳統禮樂為代價的，相反，他主張家族制的行業分工，「士農工商」均家族式聚集居住，「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管仲在回答齊桓公問政時指出，聖王總是安排士住於閑靜之地，安排農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場。 使士人們居處相聚而集中，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悌。 朝夕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從小時就習慣了，思想安定，不會見異思遷。 因此，其父兄的教導，不嚴也能教好; 其子弟的學問，不勞苦也能學會。
管仲發展工商思想對後世的影嚮巨大，民國時代的老字型大小商鋪和當今世界上的諸多百年家族式老店，其經商重德的初始思想基本來源於管子。
在管仲的經濟改革推動下出臺政策，免工商稅，因此齊國的商業十分發達。 《管子·小匡》裡說：「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就是背著包袱，挑著擔子，用牛馱著馬車拉著，東南西北四處游走販賣商品。 當時齊國的市場主體有多少？ 6個鄉1.2萬戶，星羅棋布。
管仲說：「市者，獲之準也。 」市場是衡量商品好壞，檢驗商品價值的準繩。 管子的市場經濟思想在今天看來仍然是相當先進的，比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要早出2500年。
與亞當斯密純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不同的是，管仲推行公私混制的市場經濟，既強調政府的作用，又強調市場的功能。 但管仲眼中的強國前提是富民，讓利於民是國家富裕的目的與意義，而不是甚麼巧取豪奪的「共同富裕」。
在管仲的富國論下，齊國推行「官山海」（鹽鐵專賣，山海就是指鹽和鐵）的資源管理政策，將鹽鐵收歸國家管理，在鹽上加價以替代人丁稅，國家統一收購、統一銷售。 這項政策使得百姓對稅賦的壓力感覺很輕。 鐵允許民間生產，所得三七開，國家拿三，民企拿七。 這著實是一項富民強國政策。 官山海政策2000年來備受重視，也成為历朝历代僅次於農業稅的第二大財政收入。 管仲被尊稱為「鹽宗」。
內需拉動經濟，消費刺激生產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之一。 早在數千年前的管仲就熟諳此道。 《管子•乘馬數》雲：「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管子•事語》中說，「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郡材不散。」按照今天的話說，管仲搞宮殿式土建，是為了拉動相關上下游產業，以消費刺激生產，推動經濟執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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