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經濟學家史鶴凌：從輕視消費到刺激消費，中國經濟決策「像坐碰碰車」（VOA） |
【人民報消息】中共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於2025年伊始宣布擴大「以舊換新」計畫以刺激消費，此前中共政治局在2024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上將「提振消費」列為2025年九大經濟任務之首。這是否意味著北京轉變了多年的「重投資輕消費」理念？北京的刺激政策能否有效拉動消費？為此，《縱深視角》專訪了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商學院教授史鶴凌博士。
北京真正開始重視消費了？
從2012年中共黨魁習近平主政至今，歷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幾乎都會提到「提振消費」，但是北京實際上的政策著力點始終圍繞著「重投資輕消費」的理念。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商學院教授史鶴凌認為，最近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提振消費」列為任務之首，顯示政策重心開始轉移，而這和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有關。
史教授在《縱深視角》的專訪中分析道，中國經濟此前主要依靠出口和公共投資，但是由於關稅等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國出口陷入危機。與此同時，中國公共投資的邊際效益驟減，再加上政府債臺高筑，靠公共投資拉動經濟之路也走到盡頭。「經濟三駕馬車」當中的兩駕熄火，「消費」成了中國經濟走出困境的唯一希望。
事實上，消費不足的問題在中國存在多年。目前中國家庭消費佔GDP的比重約為38%，而在發達國家，這一比例通常在60%到70%。自新冠疫情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形勢的惡化，「消費降級」的趨勢也愈發明顯。中國內外眾多經濟學家一直提醒中共政府更重視消費，尤其要改變過度投資擠佔消費的情況，但始終未獲得北京的積極響應。
史鶴凌教授認為，中國（中共）的政策制定者對於消費一直陷在某種誤區當中。
他說：「特別是中國（中共）的主要領導人，一談到消費的時候，好像以為就是純粹的吃喝，純粹浪費掉。所以他把他的整個注意力都放在生產上。」
這種「重生產不重消費」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6-18世紀在歐洲盛行的「重商主義」思潮。當時重商主義者認為，生產是產生財富的，而消費是消耗財富的。在當時金本位的年代，他們主張鼓勵生產，然後出口產品以換取黃金。這種思潮自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開始受到挑戰。《國富論》當中最重要的一個觀點就是用消費來衡量國民的富裕程度，「消費是生產的唯一目的」。此後，重商主義思潮逐漸退出西方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對於「消費-生產均衡」的追求。但是，重商主義理念卻在亞洲獲得了繼承。昔日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均以「生產加出口」的方式獲得了經濟上的突飛猛進。不過，大部分亞洲國家如今都已改變了這種發展理念，而中國（中共）卻依舊執迷其中。
中國為何長期消費不足？
外界對於北京為何遲遲無法走出對於消費的誤區有各種解讀。有學者認為，這是受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影響，本質上是一種計畫經濟的迷思——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集權政府而言，生產比消費更「可控」，也似乎政府比人民更知道錢應該花在什麼地方。
史鶴凌教授也認可這種看法。「計劃經濟的幽靈一直在中國的上空，」他在《縱深視角》的專訪中說，「你看在美國，真正引導整個產業發展的，比方說IT產業的發展也好，生物技術的發展也好，實際上並不是在國家指導之下的發展，而是人自身的人力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自然會提出這樣的一些需求和這樣的一些供給。」
此外，史鶴凌教授還指出，中國消費不足源自老百姓消費能力的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於中國缺乏完善的醫療和養老制度，導致普通家庭出於對未來的不安全感而大量儲蓄；房地產價格下降進一步打擊了中國家庭的消費意願；更重要的是，「中國老百姓手中的錢確實不多」。
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佔比約為48%，而在美國這個比例約為80%，歐洲國家平均值在75%到78%左右。
「這裡面就涉及到居民收入分配的問題，」史教授解釋說，「儘管從GDP總量來看，中國現在是全球第二位。如果按照PPP（購買力平價）算的話，中國已經躍居全球的第一位。但由於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你會發現，財富大部分是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中國很少的一部分正好是體制內或者很幸運的人掌握了大量的財富，但是大部分人手裡的錢很少。」
中國普通居民可支配收入不高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北京並不願意「藏富於民」。史鶴凌教授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解釋了這個問題。
他說：「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實際上是推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但是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之下，國家領導人實際上是想盡辦法，防止這種真正的中產階級的產生。因為真正的中產階級產生以後，必然會對他們的政治的地位，產生一定的要求。」
北京的刺激政策有效麼？
北京將在3月份兩會期間公布2025年具體經濟路線圖。此前，中共國務院於2024年3月發布《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提出推動新一輪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簡稱「兩新」）；2024年7月，中共國家發展改革委和財政部統籌安排3000億元人民幣左右超長期特別國債資金以支持「兩新」。2025年1月，中共發改委和財政部宣布擴大「以舊換新」計畫，將更多家用電器列入補貼範圍。財政部的一位官員在1月8日的吹風會上表示，政府迄今已撥款810億元用於消費品以舊換新，以支持2025年的消費。
中共官方表示，這些政策已「顯效發力」。不過中共國家統計局1月9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全年CPI只上漲了0.2%。《華爾街日報》在報導中稱，「接近零的CPI升幅數據表明，決策者在重振低迷的消費支出方面仍任重道遠」。
除了財政政策，北京也計畫動用更多的貨幣政策工具。中共政治局在2024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中，將貨幣政策由「穩健」改為「適度寬鬆」，這是14年來的首次。中國人民銀行在2025年1月3日至4日召開年度工作會議後發表聲明稱，將在2025年「擇機降准降息」。
對此，史鶴凌教授認為進一步寬鬆貨幣政策未必能起到積極作用，因為目前在中國經濟體當中流通的貨幣量已經是GDP的三倍了，但是這些錢都在銀行裡「空轉」。也就是說，銀行系統裡面有很多錢，但是貸不出去，因為「老百姓消費能力不足、出口遇到障礙、對中國前景感到悲觀」這三大因素導致企業就算貸款成本下降也沒有貸款的慾望。而這些在銀行中空轉的錢甚至會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大隱患。
他說，「如果人們對未來的看法有一點點變化的時候，這些在銀行系統或者經濟系統裡面的錢，立刻會變成通貨膨脹的來源。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在講中國經濟現在面臨非常大的通縮和通脹兩頭跑的這麼一個過程。現在是通縮，但是如果產生了一定的外部條件以後變成通脹，這個通脹也會來勢洶洶。」
最大風險在於北京的經濟決策「像坐碰碰車」
中共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2024年12月份PPI同比下降2.3%，這已是該數據連續第27個月下降。但是中共官方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否認通縮的存在，直到突然把刺激消費列為重中之重，大力強調通縮風險。這種政策一夜之間大轉彎讓外界聯想到中共政府的新冠防疫政策——從三年嚴密封控到突然放開的失控。
「中國的經濟決策過程有點撞大運的感覺，因為最高領導人的一念之差，可能會使得中國的整個經濟政策來個180度的轉彎，」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商學院教授史鶴凌說，「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之下，中國經濟政策的出臺不是一個非常平穩的、連續性的過程，而是像碰碰車那樣，碰到哪是哪。這實際上是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
史教授認為，真正能使中國經濟擺脫低迷的方法是建議一個穩定的發展模式，減少政府干預，回歸「國退民進」的路線，為民營企業提供不可逆轉的保障措施，從而增強民企和消費者信心。
他說，「這在經濟學裡是有辦法的，就看政府願意不願意這麼做了。如果他本身就不是這麼想的，自然也不會採取這樣的措施。」△（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