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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封城五周年：极端政府的管理模式（图）
 | 资料图：2020 年3 月8 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一名戴著口罩的男子穿过临时路障墙收到包裹，该路障是为了控制进出住宅区而建造的。 冠状病毒爆发后，航班、火车和公共交通（包括巴士、地铁和渡轮服务）仍然关闭。(Photo by Getty Images) |
【人民报消息】2020年1月23日，中共宣布对武汉封城。这是全球新冠疫情的开端，也成为后来中共抗疫模式的样板。五年后，应该如何看待当年封城的行为？除了给百姓的伤恸记忆，中共从这场封城运动中又获得了什么？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五年前的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在中国历史上。这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先例。
“大型传染病，在无法得知病源与结果的时候，选择控制人口流动，这也并不能说是完全错的。”前北大教授、旅美独立学者夏业良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但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封城以后做了什么？”
在独立政经学者秦鹏看来，武汉封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在极端情况下如何进行政府管理的一个非常大型的综合测试”，从这个角度来讲，秦鹏认为，“中共利用这次机会慢慢摸索出了一套可以控制人民的办法，从某种意义来讲，对中共也确实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严控细管难以掩盖治理无能
在夏业良看来，武汉封城首先反映的，是在社会治理上中国政府的无能与失职。
他提到，在2018年时中共批准成立了应急管理部，其主要职责是灾害管理和应急教援。“武汉疫情就属于灾害管理和应急救援，也就是这个部门最应当做的事。但是我们看到它后来的表现如何呢？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供给、交通、医疗救治，还有全国各地提供的帮助……如果说一开始太突然来不及想到这些东西，但是几个月之后呢？如果几个月之后你还是不能有效地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就是政府部门的失职啊！”
比如，20204年1月29日，微信公众号《大米和小米》讲述了湖北一个17岁的脑瘫儿，因家人感染被隔离，独自一人在家6天后死亡。
郭思瑜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她对自由亚洲电台回忆，“五年了，疫情从来没有结束，封城对我们土生土长的武汉人的打击和影响，从来没有褪去。”
她用“自救”来总结那一年的武汉人。在她的感觉中:“实际上习近平下达这个命令时，他是已经放弃武汉了。”郭思瑜的孩子当时才9个月大，她回忆当时每天都要面对吃饭问题，和内心的恐慌，“整日提心吊胆”，“拿钱买命”。
不只如此，郭思瑜此前的工作是辅导学生做出国留学作品集，从封城开始，疫情这几年，“中国和外国处于一种断裂的关系，我也没有收入了。”
这种状态是很多疫情中中国百姓的常态。但夏业良提到，在武汉封城时期，中共党魁习近平并没有到访过武汉。“号称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但是并没有亲自到场，每次出现灾难等危急情况的时候，他都不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最后，夏业良说，新冠疫情过去五年了，没有见过中共政府进行过专门的梳理、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如何在将来不重蹈覆辙。「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会反省的政府，一个不能反省的社会。一个不会反省的政府是没有办法让国家得到有效治理的。
极端治理模式被印证与复制
武汉封城的很多做法，后来蔓延到了中国其他地方。
最显著的，是对言论自由侵犯。据记录片《武汉封城》，在武汉封城76天里，共有229篇自媒体文章被删除，638起“文字狱”案件，多位赴武汉报导真相的公民记者失踪：如李泽华、陈秋实、方斌、张展……在武汉之外，不少在网路讨论或发表评论文章的人士也受到行动限制，如许章润教授。
郭思瑜还列举了以下她认为受到侵犯的个人权利：自由出行权，我们家被封了门，不可以自由出门；知情权，我们没有得知真实情况的权利；孩子们的受教育权；我们的生命健康权，重病去医院都不被收治；平等交易权，一棵白菜卖我100块，政府趁机发国难财……
但这种治理模式在武汉之后被大规模的复制。
秦鹏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这种大型的极端情况下社会治理模式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言论的管控，如何抓捕公民记者，如何封锁网路，如何通过国际上收买的专家和媒体来放风、制造舆论；第二就是如何利用官方叙事去驯服大家，让大家接受；第三是如何把一个自己有明显责任的事件，演变成你的邻居、你身边的人导致的，演变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民众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反而把中国共产党及政府本身摘了出来，形成一种群众斗群众的状况，或者推给美国、推给自然界。”
“这样严格的管控，在毛泽东时代是有可能这么做的，但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大家认为再采取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可能是不行的，老百姓是无法接受的，”夏业良说“但没有想到，在武汉封城后，当局发现，居然还是可以的。”
对中央权威和习近平个人带来伤害
对郭思瑜而言，武汉封城改变她对许多问题的看法。
她说：“武汉封城后，以前看重的很多东西都看淡了。物质名声之类全都是浮云，身体健康第一，父母孩子都在第一位，连精神需求顿时都降了不止一个层次，只求活著，平安就好。”
秦鹏则认为，虽然中共在武汉封城之后的疫情治理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中国在防控疫情上的最终结果，以及对经济长远影响而言，还是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中共的伤害。
他表示：“不少人过去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能力还是有迷信的。但是，从一开始极端的防控到毫无准备的放开，这反映了中共政策的刚性，或者说毫无弹性。而且放开后，中国并没有迎来之前大家所预测的经济上的复苏，第一你没有战胜病毒，第二经济你也没搞好，那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来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央政府和习近平个人的权威都带来了伤害。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中共）根本不敢提抗疫胜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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