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是被中国政府以保外就医释放的华裔学者高瞻回到美国的第四天。下午高瞻在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家中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专访。高瞻表示，她对如此多的美国普通人关心她在中国的命运感到吃惊。高瞻还坚持说，她收集有关研究台湾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资料，完全是学者做研究所进行的正常活动。

谈到在中国被关押期间的情况时，高瞻说，在开始被拘押时，通常是每天被提审三次，每次三、四个小时，有一次是长达12个小时连续提审：“我的关押被分成两个部份。前一部份是监视居住时期，没有被正式逮捕。4月2号被正式逮捕以后被放到看守所里。在被逮捕以前，我是被关押在一个所谓的别墅区，生活和条件、吃的条件应该说是比在看守所要好得多。到了看守所里就一切都变了。但是据说还是全国最好的。”

高瞻谈到了在被关押期间最让她感到愤怒的是她和她的家人被分开，而当她知道丈夫和儿子被释放时曾请求在远处看上他们一眼也竟然遭到了拒绝。高瞻在讲到在被关押和审判期间遇到的最荒唐的事情时说：“有一个例子就是在法庭上，我的检察官，控诉我的公诉人说，如果你现在把人民日报带到海外去，交给我们认为的间谍机关，我们也可以定你间谍罪。”

高瞻在采访中不想多谈她和被中国政府判处13年徒刑的原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曲炜的关系，但表示，曲炜是她本人的朋友，不是另一位被中国政府认定犯有间谍罪的美籍华裔学者李少民介绍认识的。高瞻坚持称曲炜是一位学者，只是为她提供了一部份有关资料。她说：“曲炜会给我提供一部份吧，反正因为你想，我不是经常回国的，我一年至多回国一次。然后，曲炜本身是研究台湾问题的，我们平时会分享一些资料吧。然后，我在美国看到的一些资料也会给他看。他在中国我就经常麻烦他呢给我注意一些有关的学者的，比如社科院台湾所的，还有他们内部的，他们台联的一些研究会呀，一些报告会呀，都是公开的这些东西。我想任何一个学者都是要做的事情，就是收集研究资料。我并没有跟曲炜说你帮我搞些什么秘密文件什么的，我没有跟他讲这些。”

高瞻还谈到了她和李少民的关系。在回答记者有关她向李少民提供相关资料与她从李少民介绍给她的台湾一些基金会得到研究资金有什么关系时，高瞻强调他和李少民的关系是合作关系：“要纠正一点，不是我给李少民资料，而是好多，一些学术项目是我们一起做的，不存在我给他什么资料或者是怎么，我和李少民之间不存在我被指控的上下级的关系，所以说，有些项目都是我们合作做的。然后，我所取得的奖学金，很多的中国学者都从在台湾、香港和亚洲的基金会得到过奖学金。所以说，没有什么好值得奇怪的地方。”

高瞻透露说，她返回美国以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同被中国政府驱逐的李少民通过电话。不过她最关心得是她在国内的家人平安无事：“希望通过你向我在中国的父亲母亲、公公婆婆和我所有爱我的亲人们，关心我的人们问好。”

在谈到回到美国以后的感觉时，高瞻表示：“尤其让我吃惊的是这样一个盛大的欢迎和我知道有这么多人关心我。这是我在被关押期间绝对不知道的事情。除了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幸福之外，还觉得特别的吃惊，除了美国政府之外，有这么多普通老百姓在那么的关心我，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江泽民在前年的中国五十国庆庆典上，把“依法治国”当作他的十大政绩宣扬。可是，法律制定的再多也不过是用来摆设的花瓶而已。公然把法律踩在脚底，以执政者的喜怒作为施法的尺度，在大陆是司空见惯的。所以，无论江泽民在国际上签了多少个公约，那不过是披上一件又一件的骗人的外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