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是被中國政府以保外就醫釋放的華裔學者高瞻回到美國的第四天。下午高瞻在位於華盛頓郊外的家中接受了美國之音的電話專訪。高瞻表示，她對如此多的美國普通人關心她在中國的命運感到吃驚。高瞻還堅持說，她收集有關研究臺灣以及海峽兩岸關係的資料，完全是學者做研究所進行的正常活動。

談到在中國被關押期間的情況時，高瞻說，在開始被拘押時，通常是每天被提審三次，每次三、四個小時，有一次是長達12個小時連續提審：「我的關押被分成兩個部份。前一部份是監視居住時期，沒有被正式逮捕。4月2號被正式逮捕以後被放到看守所裏。在被逮捕以前，我是被關押在一個所謂的別墅區，生活和條件、吃的條件應該說是比在看守所要好得多。到了看守所裏就一切都變了。但是據說還是全國最好的。」

高瞻談到了在被關押期間最讓她感到憤怒的是她和她的家人被分開，而當她知道丈夫和兒子被釋放時曾請求在遠處看上他們一眼也竟然遭到了拒絕。高瞻在講到在被關押和審判期間遇到的最荒唐的事情時說：「有一個例子就是在法庭上，我的檢察官，控訴我的公訴人說，如果你現在把人民日報帶到海外去，交給我們認爲的間諜機關，我們也可以定你間諜罪。」

高瞻在採訪中不想多談她和被中國政府判處13年徒刑的原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曲煒的關係，但表示，曲煒是她本人的朋友，不是另一位被中國政府認定犯有間諜罪的美籍華裔學者李少民介紹認識的。高瞻堅持稱曲煒是一位學者，只是爲她提供了一部份有關資料。她說：「曲煒會給我提供一部份吧，反正因爲你想，我不是經常回國的，我一年至多回國一次。然後，曲煒本身是研究臺灣問題的，我們平時會分享一些資料吧。然後，我在美國看到的一些資料也會給他看。他在中國我就經常麻煩他呢給我注意一些有關的學者的，比如社科院臺灣所的，還有他們內部的，他們臺聯的一些研究會呀，一些報告會呀，都是公開的這些東西。我想任何一個學者都是要做的事情，就是收集研究資料。我並沒有跟曲煒說你幫我搞些什麼祕密文件什麼的，我沒有跟他講這些。」

高瞻還談到了她和李少民的關係。在回答記者有關她向李少民提供相關資料與她從李少民介紹給她的臺灣一些基金會得到研究資金有什麼關係時，高瞻強調他和李少民的關係是合作關係：「要糾正一點，不是我給李少民資料，而是好多，一些學術項目是我們一起做的，不存在我給他什麼資料或者是怎麼，我和李少民之間不存在我被指控的上下級的關係，所以說，有些項目都是我們合作做的。然後，我所取得的獎學金，很多的中國學者都從在臺灣、香港和亞洲的基金會得到過獎學金。所以說，沒有什麼好值得奇怪的地方。」

高瞻透露說，她返回美國以後，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同被中國政府驅逐的李少民通過電話。不過她最關心得是她在國內的家人平安無事：「希望通過你向我在中國的父親母親、公公婆婆和我所有愛我的親人們，關心我的人們問好。」

在談到回到美國以後的感覺時，高瞻表示：「尤其讓我吃驚的是這樣一個盛大的歡迎和我知道有這麼多人關心我。這是我在被關押期間絕對不知道的事情。除了覺得特別高興，特別幸福之外，還覺得特別的吃驚，除了美國政府之外，有這麼多普通老百姓在那麼的關心我，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江澤民在前年的中國五十國慶慶典上，把「依法治國」當作他的十大政績宣揚。可是，法律制定的再多也不過是用來擺設的花瓶而已。公然把法律踩在腳底，以執政者的喜怒作爲施法的尺度，在大陸是司空見慣的。所以，無論江澤民在國際上籤了多少個公約，那不過是披上一件又一件的騙人的外衣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