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有一座由華裔女建築師設計的韓戰紀念碑，在黑色的大理石面上刻着在戰爭中陣亡的美軍士兵姓名，潺潺流水從大理石面上流過，猶如時光流逝，而陣亡者英名長存。紀念碑上刻着一句發人深思的文字：「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
在美國紐約和華盛頓發生了令人震驚的恐怖主義襲擊之後，美國總統布什已在今天（北京時間九點鐘）向全國發表的電視講話中宣佈將緝拿兇手，加強對恐怖主義的防範，以保護美國及其人民。
已經有人指出，此次恐怖主義襲擊的得逞，是美國情報機關的一大失敗。每年300億美元的情報經費，似乎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這也許涉及到情報方向的問題。現在看來，如果美國的情報工作更加有效一些的話，至少可以大大減緩這些恐怖主義襲擊所造成的後果。但歸根到底，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要防止自殺性恐怖主義襲擊是很難的，甚至可以說是防不勝防。人們能夠作到的只是盡最大可能減少它的發生並將它的後果降到一個較低的水平上。
如果美國不是一個開放社會，如果美國實行極權專制，以它所擁有現代化的科技手段和雄厚的財力，確實有可能將恐怖主義襲擊徹底杜絕，至少是降低到一個難以爲害的水平上。可以想象如果大家生活在奧威爾所描寫的《1984》那樣的社會中，人們的一言一行和一舉一動都在老大哥的嚴密監視之下，這一類恐怖主義襲擊是難以發生的。
問題是在自由與安全之間，美國將會作出何種的選擇？很多年前讀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說，當時他說：我們今天正在進行一場偉大的內戰，以考驗這個國家或是世界上任何民有、民享和民治的政府是否能否長存。我當時所能欣賞的是他演講中的言簡意駭和語調鏗鏘，所看重的他演講中的美學價值，那時我還不能理解這一句話的深刻內涵。
今天，面對世界貿易中心大廈的一片廢墟，我才突然明白林肯演說的意義所在。當美國在遭受到如此沉重的打擊之後，美國是否會爲了安全而放棄對自由的堅守，確實是對自由的考驗。
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且是非常沉重的代價。不願意付出這些代價，是不配享有自由的。從歷史上看，美國人爲他們所享有的自由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但在今天這樣一個時候，在自由的代價變得越來越沉重的時候，他們又將作出何種選擇呢？
六十年前，日本對美國珍珠港的海軍基地進行了偷襲，今天大多數中國人都不再知道當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原因。今天在華盛頓和紐約發生了恐怖主義襲擊之後，有沒有人認識到，這兩次襲擊背後的動機都是一樣，都是對國際秩序中的正義準則所進行的挑戰。當年日本策劃對珍珠港的偷襲緣於美國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譴責，美國堅決要求日本從中國全面撤軍，並撤銷對滿洲國和汪精衛南京政府的承認。美國及其盟國切斷了日本的石油及其它原料供應，並在1941年11月26日向日本提出了著名的赫爾備忘錄，實際上向日本發出了最後通牒。日本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孤注一擲向美國宣戰。
而目前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攻擊都是出於對美國對外政策的不滿和仇恨，最主要來自於對美國中東政策的仇恨。我不是中東問題專家，我知道國外很多中東問題專家到了中東之後就不再敢自稱自己是專家了，說明中東問題的極端複雜性，遠不是許多中國人想象的那麼黑白分明。
美國偏袒以色列姑且不論其原因如何，但也看得出來，它也並沒有對以色列的行爲一味縱容。美國希望巴以和平，並主持過多次中東和會，通過這些和會巴勒斯坦得到了自己的土地，並在上面成立自己的國家。如果美國的中東政策非常極端的話，如果美國真的是奉行強權政治的話，僅僅根據巴以雙方實力，巴勒斯坦人是得不到這一切的。
美國作爲世界目前惟一的超級大國面對國際動盪局勢應該負起相應的責任，這種源於基督教的責任倫理觀念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是非常陌生的。他們不能理解美國爲什麼要介入到世界上這麼多地方的事情，正如他們至今不能理解美國當年爲什麼會介入到中日之間的戰爭中去一樣。他們對美國的理想、哲學及信仰茫然無知，除了運用利益分析法之外，他們確實無法解釋美國的行爲。正如當年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波倫對赫魯曉夫的評價一樣，他們不具有理解美國和西方的知識水平。
如果美國放棄這些責任，如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那些日子裏一樣，退縮到孤立主義的堡壘後面，它確實不會招惹這麼多襲擊。這樣一來，世界將變得更加危險。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研究表明，如果當時美國能夠負起作爲一個民主大國的責任，在反對法西斯早期侵略的行動中站出來發揮領導作用，那麼，那些膽小和弱小的國家如英國、法國等等才會聯合起來結成反對侵略的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戰根本就不會發生。但是，這確實需要付出代價。
上一次，當美國最終站出來反對侵略的時候，他們在珍珠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而這一次，他們所付出的代價較之珍珠港還要更加慘痛，也許要到很多年甚至很多代以後，我們才能看出這些代價的價值，只有到那時，我們才能真正懂得自由對於我們生命的全部含義。
當那些對美國遭受襲擊拍手稱快的中國人來說，了解到美國爲了世界的和平所付出的代價後，還能說「爽」嗎？
北大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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