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死亡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普遍现象。那时，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本地区死人的情况。有一天，下属向他请示“饿死人的数字是不是可以少报一点？”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上边的表扬，而且死了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死一个报一个，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一九六一年随刘去湖南省作调查，她也发现“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因而各省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死亡数字已是缩过水了的。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亲自处理安徽问题。他在安徽大组会上责问道：“这里有张表，上面填‘这个数字是经政法部门上报了的’，‘这个数字经公安局上报的’，‘这个数字是在某次会上汇报了的’，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由此可见全国各地真实的死亡人数连中共中央的首脑们也不甚清楚。

显然，国家统计局根据各省的报告统计的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死亡率不能用作计算非正常死亡数的可靠依据。因此第二个公式是唯一的选择。为此，需有正常死亡率、出生率和逐年人口数。

正常死亡率不难得到。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全国人口平均死亡率就逐年下降。以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作基准，不会将非正常死亡率估算过高。故本书作者采用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千分之十点八作为正常死亡率。这样，出生率就成了关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漏洞很多。如一九五九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三十二点四，而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却只有千分之二十四点八。仅这一差错就平白“抹掉”了五百万人。

统计局公布的一九六○年的出生率也不实。证明如下：

从一九五七年○岁（不满一岁）至三岁（不满四岁）的婴幼儿死亡率可以算出，要是随后四年无情况异常，婴幼儿死亡率保持不变，那么该年出生者有百分之十一活不满两岁，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岁前，百分之十五活不满四岁就会夭折。一九六三年的情况基本一样。这两年平均下来，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一九六○年前后的中国，若没有因大跃进而引致的大饥荒，百分之十一的婴幼儿将活不满两周岁，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岁前，百分之十四夭折于四周岁前。

这是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和大饥馑过后的一九六三年的情况。大跃进期间如何？

截止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底的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一九五九年间出生者百分之三十二已死于大饥荒。因此，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婴幼儿死亡率远高于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和大饥馑过后的一九六三年，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们虽无法猜测婴幼儿死亡率究竟有多高，却知道其下限，即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的婴幼儿死亡率。采用此下限会使非正常死亡数估计不足，断不会夸大。

一九六○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是一二九三万。既然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出生的的婴儿百分之十四夭折于四周岁前，这一二九三万人至多只占一九六○年出生者的百分之八十六。由此可知一九六○年至少出生了一五○三万人，出生率至少是千分之二十二点三七，而不是统计局公布的千分之二十点八六。

至于一九六一年，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是千分之十八，但一九六一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大约为一三五五万。这表明即便一九六一年出生的人一个没死，全部活到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出生率也有千分之二十点四六。可见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毫无根据。既然大跃进前后的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三年出生者有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岁前，一九六一年年出生、未活到一九六四年六月全国人口普查的婴幼儿，至少应有百分之十三。据此计算，一九六一年的出生
率是千分之二十三点五二，远高于统计局公布的千分之十八。

一九六二年，大饥荒已近尾声。统计局公布的一九六二年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也可信了。但我们仍可用上面的办法核实一下。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出生者均有百分之十一活不满两岁，因而一九六二年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已夭折的比例至少是百分之十一。从一九六二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可知，统计局的数字大致准确。

有了逐年出生数、正常死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口数，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非正常死亡数了。计算结果是：一九五九年非正常死亡数是二一二万，其中一百九十六万是农民。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分别是一七七八万、一一九○万和二九一万。连同一九五八年的非正常死亡数，整个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数约三千五百多万。

这是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正确无误这一假定出发得出的结果。但是，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与逐年人口数完全不吻合。试看下表：

统计局公布的　　统计局公布的
年底人口　　　　人口增长率　　　人口增长率
（万）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1958年　６５，９９４
1959年　６７，２０７　　１８．３８　　　１０．１９
1960年　６６，２０７　　－１４．８８　　－　４．５７
1961年 ６５，８５９　　－　５．２５　　３．７８
1962年　６７，２９５　　２１．８０　　　２６．９９
1963年　６９，１７２　　２７．８９　　　３３．３３
1964年　７０，４９９　　１９．１８　　　２７．６４

怎么会出现这样明显的差错呢？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不无根据地猜测，“统计人员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在公布的数据中保留下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那么究竟哪个是真实的？假设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不实，而人口增长率却是真实的，结果会怎么样？

因一九六四年底时饥馑已结束，又经过了人口普查，故一九六四年底的人口数可信。以此作基数，用人口增长率倒推前几年的人口数，得出一九六○年底的人口仅六四四○二万，因一九五九年底的人口数六七二○七万亦可信，可见人口在一九六○年内减少了二八○五万，而这一年里人口本应增加七百七十七万的。这样，仅一九六○年一年里，非正常死亡的数字就高达三千五百多万了。用同样的方法推算，一九六一年有五百九十九万人非正常死亡。整个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则高达四千四百万！

笔者相信，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保留了大部分真实数据。这是计算大跃进和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基本依据。如前文所述，若相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非正常死亡数是三千五百多万。若以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为依据，则非正常死亡为四千四百万。

在本计算中，笔者作的唯一假定是，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婴幼儿死亡率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相同，实际上一定高得多。这样，计算中即使有误差，也完全可以由此抵消。所以除非日后国家统计局更改数据，或者有新的资料被发掘，三千五百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四千万相去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