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進教室看到她，是一箇中年婦女－－普通的中年婦女，在大街小巷你都可以見到的那種婦女。她大概有五十歲左右，穿得很簡單，甚至很樸素，但又似乎是個職業婦女的模樣。短短的頭髮，瘦弱的身材，個子不太高，戴着一付眼鏡。見到我，她用中文對我說：「你好！」我驚訝地問她會說中文嗎？「一點點，一點點。」她的聲音很輕柔。我問她哪裏學的，她說在哈佛大學她選過中文課。我再用中文問她， 她笑着搖頭說她聽不懂了，她說她的中文名字是關德琳。

關德琳就這樣坐在我的課堂裏。我們每次也都用同樣的中文問好，交談兩句，也很簡單。一天下課的時候她問我是否可以幫助她安裝一箇中文軟件，因爲軟件的解說是中文的，她看不懂。因爲碰巧我也用同樣的中文軟件，我就答應了。上個星期五的晚上我到她家去，她要請我吃飯，我同時去幫她安裝軟件。

我到了她家，發現她住在退休的人居住區，房子是新的，才知道她才從波士頓搬到緬因州，搬來不太久。她獨身一人，沒有孩子，只有兩隻貓，一隻叫PUYI，另一隻叫玉。她笑着解釋說，PUYI很高傲，有帝王的尊嚴，所以她用中國末代皇帝的名字命名他。我開玩笑說，中國末代皇帝就是她的孩子了。她一邊說對，一邊說我說的不對。我不明白爲什麼，她說她實際上有很多孩子。我問她的孩子在哪裏。她高興地說，他們都是中國的孩子。「我有九十個中國孩子！」

我楞在那裏，看着她，她得意地解釋，「我有九十個中國孩子，我贊助九十個中國孩子上學。你知道中國的希望工程嗎？我給九十個孩子錢，讓他們上學。」

我真的楞在那裏了。我沒有想到這個獨身的女性，一個退休了的普通女人，會贊助遠在中國的失學兒童。我突然覺得很慚愧，上課很忙，我從沒有問過她的生活，更不知道有這樣的故事就在我的身邊。我們坐下來的時候，我們的話題就沒有到軟件上去，都圍繞着她是怎麼發現和開始幫中國孩子上學的。

六年前，她偶爾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了一篇文章，談到貴州失學兒童的情況。她讀了後，很震動，就給寫了那篇文章的記者寫了一封信，詢問她怎樣能幫助中國的失學的孩子們。<<紐約時報>>駐中國記者泰勒回信說他可以幫忙把錢給學校。就這樣，她把第一筆錢送到了貴州省一個貧窮的鄉村。據說，在這個鄉村裏，因爲窮，很多孩子都輟學了。她連續不斷地給這個學校錢，學校似乎是以一個孩子需要多少錢來算他們總共需要多少錢，向她報帳和要求資助的數目。這個期間她兩次去中國，到她贊助的學校去。可惜兩次都因爲交通困難，她沒能到達那個鄉村。那個鄉村實在是山高路遠，交通不便。後來，泰勒轉到別處工作，她就直接把錢給當地的教育局，教育局再把錢給那個學校。教育局的王太太是聯繫人。「王太太是好人。我很信任她。」關德琳告訴我。她說她雖然沒有到過那個學校，但是，她見到過那個學校的校長，還有很多照片。

於是，我們就開始看照片。她有兩本影集是那個學校和孩子們的照片。還有所有來往的信。照片裏的孩子排成隊，手裏拿着新書包，站在那裏，表示他們收到了錢。關德琳很興奮，她不停地說，「這些孩子對我很重要。想到我可以爲他們作一點點事情，我就覺得很值得。這些孩子，也許有一兩個長大了，會記住一個美國的女性在他們需要幫助的時候資助過他們，中國人和美國人就會有基本的友誼，我們兩國的人民會知道人民是友好和互相幫助的。人民的友誼比政府要重要得多。」

我能說什麼，面對這樣一個善良，理想主義的女性。我的中國人的懷疑顯得很不高尚－－我在懷疑這些錢是不是都真的花到這些孩子們身上。我點頭稱是，同意她的意見。看到那些照片，我想，無論怎樣，這些孩子們還是得到了好處，一個新的書包帶來的興奮，我也還記得我小的時候的情況。我看了看學校送來的帳目，受益學生的名單等等，我還是寧願相信當地的校長和老師會真誠地用這些錢幫助那些可憐的孩子。關德琳問我是否想這些錢真的給了孩子們，我努力肯定地說，我相信當地人不會濫用這些錢，請她放心吧。我不忍心讓我的懷疑影響她。我寧願讓她保持她的理想和善良的人道主義。

我仔細地讀那些幾年前有的孩子的感謝信。那些信千篇一律，都是空話聯篇，內心想，中國的教育還不如不受，越受越把活生生的人變成一個模子，這些孩子的信都是一個調子，好像是照着標準信寫的，看了幾封，我就放在一邊了。她不停地說，「我真希望這些孩子多給我寫信，可惜他們不怎麼寫信。我要好好地學我的中文，可以直接給他們寫信。」我繼續看別的信和照片。看到那些照片，那些中國的貧窮的農村的照片，我覺得那麼熟悉，好像中國的味道都過來了。從那些信中我知道關德琳給校長的兒子買了衣服寄了過去，因爲校長寫信表示感謝。從那些信中我知道學校蓋了新教室等等。在那些信中我突然發現一封打字的信，我驚訝地說，「難道他們有電腦嗎？」 她回答，「是啊，我給他們買的。他們的校長要電腦，我也不明白要電腦幹什麼，我開始不想給他們買電腦。但是，校長說他們就需要電腦。我沒有辦法，給了他們錢，買了電腦，也不知道孩子們怎麼用電腦。那個地方有沒有互聯網？電腦有什麼用呢？你知道嗎？」我沒有回答，因爲， 另外一封信吸引了我。

這是一封新來的信，是新年前寫的，不過兩三個月前來的。是校長給關德琳的直接的信。信中問候關德琳和她的生活。第二段就談到他自己的生活。他說他的祖父去世了，他心裏很難過。同時他也生病了。他請關德琳給他兩萬塊錢治病。他說，「身體是革命的本錢，」爲了革命工作，他需要錢治病。他的病，他說是性功能障礙症。

我手裏拿着這封信，真真地楞在那裏。我讀了一遍又一遍，白紙黑字，校長要美國友人關女士資助他錢治他的性功能障礙症。沒有一句談到孩子的教育和學習，是性功能，而不是教育。我驚訝地抬起頭，問她，「你給了他錢嗎？」

「沒有。我沒給錢。我不明白這位校長爲什麼告訴我他性無能。這封信讓我很爲難，很不好意思。我收到信後到你們大學去找教中文的教授爲我翻譯這封信。我是第一次請中國的教授幫忙。結果那一個男教授給我翻譯信，對我說校長是性功能有問題，要錢。我和這位素不相識的教授討論性功能障礙這個詞，因爲我不相信校長會寫這個病因給我。簡直荒謬可笑，跟一個第一次見面的中國教授討論性功能。我不明白，這是你們中國的文化傳統嗎？告訴別人你的私生活，你的性生活？」

她的一大串話使我先是啞口無言，後是憤怒地叫起來，「當然不是，我們中國文化不是這樣的。我們不會對不相識的人談個人的性能力，這是一個私人的話題。」

她很困惑地看着我：「那這個校長幹嗎告訴我這個事情呢？我可以給孩子們錢，但是我對校長個人的生活不感興趣，他有沒有性功能與我有什麼關係？爲什麼用這個作理由要錢呢？」

我氣得說，「我怎麼知道？你不要問我，你不如給校長寫封信，問問他。」

她說，「我還沒寫信呢，他又來了一封信，這，給你。」

我接過信，只有半頁紙，信中問關女士收到前一封信沒有。說，自己急需治病，請立刻把錢匯來。如果一時拿不出兩萬塊，一萬塊也行。

我從椅子上跳起來，問，「你請人翻譯這封信了嗎？」她淡淡地說，「還沒有呢，我正想找你看一看呢。」

「他在催你給錢呢。」我說，「他急着治病呢。」

關德琳看着我說，「還是性功能嗎？如果是這個病，我不想給錢。他已經有了一個兒子，中國人不是覺得兒子是最重要的嗎，所以他的病，重要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不給他錢，我只給孩子們錢。」她很堅定地說。

關德琳過去的工作是工商業諮詢，她幫助別人計劃企業，辦公司等等，這是她的專長。多年的職業婦女生涯訓練她的幹練，聰明，機智。

我點頭支持她，「對。給希望工程錢，那才是我們中國的希望。」

可是最後我困惑了，希望工程真的能拿到這些錢嗎？即使真能拿到這些錢，它能真的用在孩子們身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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