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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大紀元記者王芳報導/香港在「九七」迴歸之前，是一個多元社會。各類宗教活動可依法自由進行。近年來，香港政府明顯限制宗教界活動，包括中聯辦迫天主教會不能在香港舉行「封聖」儀式、羅馬教宗不可途徑香港，起訴香港法輪功學員合法請願等。三月三十日，大紀元時報特別就這些問題，採訪香港人權監察主席、基督教朱耀明牧師。 董建華和港人日趨對立 記者：董建華再次連任，國際關注香港人是否認同這樣的選舉？ 朱：香港取消了國際人權法、修改了公安、社會治安條例，收緊了對遊行示威和請願等活動的限制；董建華要求人大就逾期滯港大陸人居留權問題「釋法」，改變香港終審庭地位，開始動搖香港司法獨立的基礎；特區還取消立法局部分民選席位，恢復委任制。特別最近特區行政首長選舉出現的「自動連任」，這麼荒謬「無對手連人」都在香港出現了。 種種跡象都顯示，香港迴歸五年來，香港社會變得越來越封閉，香港人民主自由出現倒退。 政府關心如何振興香港經濟，但香港人越來越缺乏對社會制度參與的權利，政制日趨封閉、倒退，這樣的社會，經濟難蓬勃。 記者：董建華這五年的政績如何？ 朱：董建華將反對聲音排斥在外，聽命北京。對於一個特區首長，他現在都能講出「越是多反對聲音，就說明這個政策制定對了」，這樣排斥市民大衆的特首，我們還能說什麼呢？董建華只關心如何對北京負責，惘顧港人利益，不斷地將香港人和香港政府對立起來。 記者：香港政府正在制定高官「問責制」。 朱：我們首先關心的是香港是否還要「一國兩制」。部級官員是否是對香港人負責，還是對中央政府負責？以前香港行政、立法兩局，對政府的運作起到了監督的作用，現在這個監督沒有了，我們如何保證「一國兩制」的有效實施？ 記者：「人大」要求香港經快制定「反顛覆法」。 朱：我們認爲，基本法二十三條中涉及的條例，在香港最好是沒有內容。因爲這條法令不是普通法系，是政治性內容。因爲是政治性的內容，非常模糊，也難定義，很多灰色地帶。過往香港幾十年來，普通法系已經夠用了，根本沒有必要再製定反顛覆法這類與容易與政治迫害有關聯的法令。香港民主已經大大倒退，特區首長缺乏監督，這個時候再製定這類的政治法令，容易給政府濫用，進行政治和宗教迫害，破壞新聞自由。事實上，政府修改了公安、社團、集會條例，政府對市民自由表達意見限制越來越大，對新聞自由干預也越來越強。若再加上新制定的「反顛覆法」，更是將香港給封閉。 從過往香港市民的集會請願活動來看，香港人是非常遵守法律，尊重法律的。比如香港支聯會每年舉辦的紀念「六四」的燭光活動，涉及數萬人，但市民很守次序，沒有違法行爲；法輪功在香港的活動，也很遵守香港法律。普通法系在香港就夠用了，我們擔心，北京在香港實行「反顛覆法」，會藉此來取消香港合法的羣衆社團，壓制反對聲音，限制媒體自由言論的表達。 「黨管宗教」政策延伸香港 記者：作爲宗教界人士，香港宗教自由是否感到受壓？ 朱：我們明顯地受到限制，香港宗教自由空間越來越縮小。九七年世界基督教會希望在香港舉辦國際性活動，新華社給港府施壓，認爲不合適；九九年天主教教宗希望途徑香港，遭到中聯辦反對；天主教希望在香港舉辦「封聖」儀式，也遭到中聯辦反對，而逼迫取消；中國政府對香港「一國兩制」直接地、公開干預就是在法輪功問題上，北京公開要求港府要「解決」香港法輪功問題。 本來，宗教和政府在社會有著完全不同的功能。政府是負責社會物質生存的協調。宗教是精神活動，擔負著教化人心靈等道德方面的義務。中國政府用共產黨領導的政府行爲來限制、管理宗教精神團體，本身就是荒謬。本來，天主教的「封聖」是教廷內部的重大儀式，與政府沒有關係，但卻受到中國政府的直接干預。這些事情，是過往在英國殖民地政府從未出現過的，我們感到空間越來越窄。 爭取五年後民選特首 記者：最近，香港警方對法輪功學員在中聯辦請願動用武力，香港政府並起訴法輪功，你如何看待？ 朱：香港政府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不僅僅是對法輪功團體壓制，香港所有宗教團體都能感受到壓制。通過，對法輪功的武力清場，我們感到非常可悲。香港人遵守法律，不需要警方所謂的「適度」武力，我們根本不需要任何武力，任何武力對香港人都是可悲的，香港過往從來就不是這樣，但現在，我們看到，香港政府在中共的授意下，越來越害怕人民。 以前，港督府周圍是人人都可途經和自由出入的地方，現在中環政府大樓卻戒備森嚴。我不明白，爲何這樣害怕老百姓，非要將政府和市民對立，他們到底害怕什麼？ 記者：香港人似乎很冷漠。 朱：香港人對中共一步一步的壓逼，似乎很無奈，也很彷徨。但還是有很多人在呼籲，在爭取。香港天主教陳日君助理主教就宗教自由等問題，在不斷地呼籲。香港一些社會團體正在爭取在2007年能全面檢討「一國兩制」實施情況，實現一人一票選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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