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没有法律巍然屹立，权力运作无规可寻，全凭掌握最高权力者反复无常的意志支配的地方，其统治是不准人们提异议的，而统治的权威则是建立在人们普遍的愚蠢、盲从和怯懦之上的。但凡权力运作以及建立和维系权威的方式呈现为上述状况之处，无论以多么堂皇的主义自我标榜，其内里是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与人的高贵禀赋天然敌对。

1949年以后确立的新政权在夺取和建立政权前曾一再作出实现“民主”“自由”的庄严承诺，人们因此而普遍抱有这种合理预期。但现实与承诺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许多人在深深的失望中酝酿着强烈不满的思潮。尤其在尚保持着独立思想的知识界，种种不满和怀疑思潮有力地涌动着。这种情况对于其统治不准提异议的人来说是危险的。一场主要针对知识界的“阳谋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付诸实施了。正是始自这场名曰“引蛇出洞”的“阳谋”而对思想和文化的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开始了林昭的厄运。11年后，她又在另一场对思想和文化更加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中被从肉体上消灭了，而惨无人道的残杀和灭尸手段暴露出置她于死地的一方对她的深仇大恨。这是暴政下通行的“小人政治”对精神高贵者的深仇大恨。

在1957年那场凭借国家暴力实施的“阳谋”中，林昭起初并不在因言罹祸的那批学生之列。她的厄运源自她在良心和识时务之间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良心。尽管大学生群体在这场向知识界袭来的风暴中迅速崩溃瓦解，面对残酷现实，各人有着很不相同的选择：有人沉默；有人为了自保而表违心之态，与落水者拉开距离甚至划清界限；更有人从包围着知识界的暴力氛围中嗅出机遇，选择了以告密、扣帽、打落水狗等卑劣下贱行径为进身之阶......。在各色人等作各式表演时，并未入另册的林昭如果保持沉默，她完全可以以不失体面的方式保全自己。可林昭天性高贵，不愿把自保置于信念和尊严之上。她在风暴中既没有停止危险的思想求索，也不屑因为怕湿脚而沉默。在一场早已受到监控的辩论会上，她毅然站出来为处于一大帮自称“左派”的狙击手火力焦点下的同学仗义执言：“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她坦陈自整风以来一直没有说话、没有写什么，是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坦陈曾经困扰着她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对一个发自阴暗角落的威胁性质问“你是谁？” 她磊落地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朗朗作答。

就这样，林昭因为选择了良心、因为面对威吓表现了磊落和不屈而当了“右派”，其后又因为不屈不挠的求索精神和对被许多人弃之若敝履在她却是安身立命之本的人的尊严、人的思想言论自由的维护而遭到惩罚，暴政施于她的残害步步升级：从57年被打入另册到68年被杀害的这11年中，对付她的措施由监管改劳教，由劳教改二十年重刑，直至干脆从肉体上消灭。

每一次为残害升级而罗织的罪名十分荒唐—— “抗拒改造”、“不认罪”、 “态度恶劣 ”，——这是一些在任何类型国家的刑法中找不到的罪名。然而对于行暴政的人来说，这是最不可饶恕的。暴政统治靠把人愚化、劣化和侏儒化来维系，只有把所有人变成精神白痴，只有打断所有人的精神脊梁、摧毁所有人的自尊，只有把社会环境败坏成高尚者的地狱、卑劣小人的乐园，它才是安全的。

林昭身上有着最令暴政统治仇恨和不安的精神气质，这就是与适应暴政需要的精神愚化、劣化、侏儒化截然对立的智慧、良知和傲然挺立的人格尊严。当人们在有组织的和系统的谎言包围中、在精神暴力和物质暴力的威逼下普遍为自保而选择了放弃思想和言说的权利、普遍变得愚蠢甚至选择了愚蠢时，她既不愿把大脑弃置不用，也不愿沉默。她不顾自身处境、蔑视种种思想禁令而不断求索。她的智慧和探索精神使她发现了许多被刻意掩盖着的真相、被有组织的和系统的谎言所扭曲甚至颠倒的事实，如彭德怀事件、“大跃进”与人民的苦难、南斯拉夫问题......等等，这些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才开始逐渐揭开真相的问题，她早在1960年就以自己的独立思考接近了事实真相，她理当属于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先知先觉者，当然也成了最遭暴政忌恨的目标——尤其是她不肯放弃说出已经被她窥破的真相。因为这，对她的处理从劳教升级为二十年重刑。

被投入监狱的林昭不向强权低头，她只身撞击黑暗，在惨无人道的摧残下以自己的柔弱之躯承当起对思想言论自由这些源自人的类本质的神圣权利的坚决捍卫，既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更不掩饰对强权的蔑视。坚守智慧、良知、人格尊严——这就是“抗拒改造”！这就是“不认罪 ”！这就是“态度恶劣”！它们击中的是暴政在强大的表象背后脆弱的根基，所以罪不可赦。林昭在经历了暗无天日的八年狱中生活摧残后因这强权政治下的不赦之罪被秘密杀害。她是在口被堵住的情况下遇害的。

遇害后，她的血肉之躯遭到凶手毁尸灭迹；记载了她的思想、信念和情感世界的诗文、书信、日记等一切有形的文字材料、照片、甚至包括她在狱中用纸折叠的工艺品等一切物件也被销毁了。采取这些非比寻常的野蛮手段，显然是根基脆弱的强权要消灭掉有这样一个人只身挑战黑暗、撞击黑暗的任何痕迹。

1852年，雨果针对路易.波拿巴政变期间发生在巴黎蒙马特大路的屠杀愤怒地写下了一段话： “历史是一位伟大的忍辱含垢者，它被迫接受这令其汗颜耳赤的史实”。一百多年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对思想、文化一场又一场的大屠杀，死难者不知多少万倍于巴黎蒙马特大路的屠杀，我们的历史被迫接受的是更加令其汗颜耳赤的史实；无数在暴政残害下丧身的死难者中，林昭因精神高贵而罹难的全过程尤其使历史蒙羞。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暴政强加给历史的耻辱并未洗刷，甚而既因为有组织的掩盖、伪造历史而加深，也由于邀宠者把那个曾经吞噬了无数人的时代指鹿为马说成“阳光灿烂的日子”而加深。

1966年，林昭的亲人最后一次在狱中与她相见，知道自己随时会被杀的她留下一个遗愿：“相信历史总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林昭遇害是在两年后。而她留下这个遗愿的时间距今已经36年——快半个世纪了。然而直面历史、不遮不掩地说出当年苦难的日子至今还未到来，令林昭最为痛恨的精神欺骗也还在继续，历史还在被迫忍辱含垢。

在林昭遇害34周年忌日，我愿以这篇短文作为对林昭遗愿的回应，并愿与所有希望洗刷历史耻辱的人们一道为此而做一些应做之事。

(2002年4月29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