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沒有法律巍然屹立，權力運作無規可尋，全憑掌握最高權力者反覆無常的意志支配的地方，其統治是不準人們提異議的，而統治的權威則是建立在人們普遍的愚蠢、盲從和怯懦之上的。但凡權力運作以及建立和維繫權威的方式呈現爲上述狀況之處，無論以多麼堂皇的主義自我標榜，其內裏是徹頭徹尾的專制主義。專制主義與人的高貴稟賦天然敵對。

1949年以後確立的新政權在奪取和建立政權前曾一再作出實現「民主」「自由」的莊嚴承諾，人們因此而普遍抱有這種合理預期。但現實與承諾之間的巨大反差使許多人在深深的失望中醞釀着強烈不滿的思潮。尤其在尚保持着獨立思想的知識界，種種不滿和懷疑思潮有力地湧動着。這種情況對於其統治不準提異議的人來說是危險的。一場主要針對知識界的「陽謀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付諸實施了。正是始自這場名曰「引蛇出洞」的「陽謀」而對思想和文化的史無前例的大屠殺開始了林昭的厄運。11年後，她又在另一場對思想和文化更加史無前例的大屠殺中被從肉體上消滅了，而慘無人道的殘殺和滅屍手段暴露出置她於死地的一方對她的深仇大恨。這是暴政下通行的「小人政治」對精神高貴者的深仇大恨。

在1957年那場憑藉國家暴力實施的「陽謀」中，林昭起初並不在因言罹禍的那批學生之列。她的厄運源自她在良心和識時務之間義無返顧地選擇了良心。儘管大學生羣體在這場向知識界襲來的風暴中迅速崩潰瓦解，面對殘酷現實，各人有着很不相同的選擇：有人沉默；有人爲了自保而表違心之態，與落水者拉開距離甚至劃清界限；更有人從包圍着知識界的暴力氛圍中嗅出機遇，選擇了以告密、扣帽、打落水狗等卑劣下賤行徑爲進身之階......。在各色人等作各式表演時，並未入另冊的林昭如果保持沉默，她完全可以以不失體面的方式保全自己。可林昭天性高貴，不願把自保置於信念和尊嚴之上。她在風暴中既沒有停止危險的思想求索，也不屑因爲怕溼腳而沉默。在一場早已受到監控的辯論會上，她毅然站出來爲處於一大幫自稱「左派」的狙擊手火力焦點下的同學仗義執言：「不是號召黨外的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她坦陳自整風以來一直沒有說話、沒有寫什麼，是料到「一旦說話也就會遭到像今晚這樣的討伐」；坦陳曾經困擾着她的「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對一個發自陰暗角落的威脅性質問「你是誰？」 她磊落地以「『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朗朗作答。

就這樣，林昭因爲選擇了良心、因爲面對威嚇表現了磊落和不屈而當了「右派」，其後又因爲不屈不撓的求索精神和對被許多人棄之若敝履在她卻是安身立命之本的人的尊嚴、人的思想言論自由的維護而遭到懲罰，暴政施於她的殘害步步升級：從57年被打入另冊到68年被殺害的這11年中，對付她的措施由監管改勞教，由勞教改二十年重刑，直至乾脆從肉體上消滅。

每一次爲殘害升級而羅織的罪名十分荒唐—— 「抗拒改造」、「不認罪」、 「態度惡劣 」，——這是一些在任何類型國家的刑法中找不到的罪名。然而對於行暴政的人來說，這是最不可饒恕的。暴政統治靠把人愚化、劣化和侏儒化來維繫，只有把所有人變成精神白癡，只有打斷所有人的精神脊樑、摧毀所有人的自尊，只有把社會環境敗壞成高尚者的地獄、卑劣小人的樂園，它才是安全的。

林昭身上有着最令暴政統治仇恨和不安的精神氣質，這就是與適應暴政需要的精神愚化、劣化、侏儒化截然對立的智慧、良知和傲然挺立的人格尊嚴。當人們在有組織的和系統的謊言包圍中、在精神暴力和物質暴力的威逼下普遍爲自保而選擇了放棄思想和言說的權利、普遍變得愚蠢甚至選擇了愚蠢時，她既不願把大腦棄置不用，也不願沉默。她不顧自身處境、蔑視種種思想禁令而不斷求索。她的智慧和探索精神使她發現了許多被刻意掩蓋着的真相、被有組織的和系統的謊言所扭曲甚至顛倒的事實，如彭德懷事件、「大躍進」與人民的苦難、南斯拉夫問題......等等，這些於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才開始逐漸揭開真相的問題，她早在1960年就以自己的獨立思考接近了事實真相，她理當屬於我們這個苦難民族的先知先覺者，當然也成了最遭暴政忌恨的目標——尤其是她不肯放棄說出已經被她窺破的真相。因爲這，對她的處理從勞教升級爲二十年重刑。

被投入監獄的林昭不向強權低頭，她隻身撞擊黑暗，在慘無人道的摧殘下以自己的柔弱之軀承當起對思想言論自由這些源自人的類本質的神聖權利的堅決捍衛，既不掩飾自己的觀點和信念，更不掩飾對強權的蔑視。堅守智慧、良知、人格尊嚴——這就是「抗拒改造」！這就是「不認罪 」！這就是「態度惡劣」！它們擊中的是暴政在強大的表象背後脆弱的根基，所以罪不可赦。林昭在經歷了暗無天日的八年獄中生活摧殘後因這強權政治下的不赦之罪被祕密殺害。她是在口被堵住的情況下遇害的。

遇害後，她的血肉之軀遭到兇手毀屍滅跡；記載了她的思想、信念和情感世界的詩文、書信、日記等一切有形的文字材料、照片、甚至包括她在獄中用紙摺疊的工藝品等一切物件也被銷燬了。採取這些非比尋常的野蠻手段，顯然是根基脆弱的強權要消滅掉有這樣一個人隻身挑戰黑暗、撞擊黑暗的任何痕跡。

1852年，雨果針對路易.波拿巴政變期間發生在巴黎蒙馬特大路的屠殺憤怒地寫下了一段話： 「歷史是一位偉大的忍辱含垢者，它被迫接受這令其汗顏耳赤的史實」。一百多年後發生在中國大地上對思想、文化一場又一場的大屠殺，死難者不知多少萬倍於巴黎蒙馬特大路的屠殺，我們的歷史被迫接受的是更加令其汗顏耳赤的史實；無數在暴政殘害下喪身的死難者中，林昭因精神高貴而罹難的全過程尤其使歷史蒙羞。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暴政強加給歷史的恥辱並未洗刷，甚而既因爲有組織的掩蓋、僞造歷史而加深，也由於邀寵者把那個曾經吞噬了無數人的時代指鹿爲馬說成「陽光燦爛的日子」而加深。

1966年，林昭的親人最後一次在獄中與她相見，知道自己隨時會被殺的她留下一個遺願：「相信歷史總有一天人們會說到今天的苦難！希望把今天的苦難告訴給未來的人們！」林昭遇害是在兩年後。而她留下這個遺願的時間距今已經36年——快半個世紀了。然而直面歷史、不遮不掩地說出當年苦難的日子至今還未到來，令林昭最爲痛恨的精神欺騙也還在繼續，歷史還在被迫忍辱含垢。

在林昭遇害34週年忌日，我願以這篇短文作爲對林昭遺願的回應，並願與所有希望洗刷歷史恥辱的人們一道爲此而做一些應做之事。

(2002年4月29日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