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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中新社的这个报导只有中共才想得出来(多图)
 
青晴
 
2003年10月14日发表
 

中共形势一片大好!
【人民报消息】今天,14日,是三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新华网等中共喉舌非常低调而没有炒作,中宣部敏感时刻收紧了言论,看来中共虽然换新主,可是遗传的老毛病难改。

亚洲时报楚江10月14日报导,北京消息人士对亚洲时报在线透露,中宣部最近曾经下达文件,著名新闻单位对八十六项敏感话题采取统一口径。这些言论禁区包括最近非常热门的三中全会和神舟载人飞船计划。

据了解,中国中央宣传部门亦对各事业单位,学术单位传达了意见,表示学者、专家不应就这些敏感话题在未经领导同意下公开发表意见。

领导是谁呢?老百姓说:挨着个儿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有漏网的。


神舟五号待飞
三中全会最后一天没有别的什么消息,最主要的消息有两个,一个是让老百姓少注意中共三中全会在干什么,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神州5号要上天那里去!

有个小孩子问:神州5号上了天我就有饭吃了吗?我爸爸就会有工作做了吗?我妈妈就可以不去卖淫挣钱养活我们全家吗?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个消息是一个让贪官放心外逃的大喜讯,10月14日新华网以《我国追捕外逃贪官并不乐观 必须克服四大难题》、中新网以《四大难题成贪官“保护伞” 追捕外逃贪官并不乐观》为题转载了法制日报的文章,内容是:追捕外逃贪官根本是不可能的,贪官污吏们,放下心来,大胆地席卷民脂民膏吧,法律在保护你们!

中新网更是唯恐已逃的和将逃的贪官不注意这个内容,干脆把那四大理由用黑体字加深加重。

《争鸣》10月刊有一篇岳山以《八月份有五百多贪官外逃》为题写的报导,内容是九月十八日,国务院、中纪委召开的电话会议,通报了八月份贪官携款外逃、双规期间畏罪外逃情况,并对堵塞外逃作了部署。会议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长李至伦主持,由公安部长周永康通报。

通报说,现已查证,八月份这一个月就有五百二十七名干部外逃出境;四百五十多名干部请假未归,列为失踪;外逃、失踪干部,涉及三十个省市;初步查证,就这一个月被卷走的金额是六十五亿至七十五亿元人民币、八亿美元外汇。创下了近三年来单月外逃、失踪干部最多的纪录。

这些不过是从中共的不可泄露的机密里露出的九牛一毛。


三个代表的最好表现:携巨款外逃!

那么新华网、中新网想干什么呢?还怕中共垮的不快吗?还嫌贪官跑得不够多吗?还心疼已在海外的贪官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吗?

下面转载的是中新社的原稿,连黑色重体字部分也照搬。这种报导只有即将垮台的中共才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四大难题成贪官“保护伞” 追捕外逃贪官并不乐观

2003年10月14日 10:26


  近日,关于外逃贪官的话题着实很热,有关文章或访谈频频见诸各类媒体。由于国际间的法律冲突和司法管辖壁垒,一些外逃贪官尽享安适而法网不及。对此,人们固然愤懑,但也很无奈。但近日情形却骤然有变。许多媒体以醒目的标题或激动的言语争相传送着这样的信息:“越来越多的外逃贪官将被引渡回国”,外逃贪官终于将“难逃项上一刀”,他们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等等。媒体何以如此兴奋?其源头乃是9月29日生效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各媒体以及其采访的一些专家、学者大多认为,该公约将为中国追 捕、打击外逃贪官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这实在是一场不小的误会。无论是一些媒体的聚焦,还是一些专家的评说,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视点错位和言不符实。一些人可能并没有细读该联合国公约的具体规定,而是一见“跨国”二字,即迅而望文生义,贸然认为它适用于一切形式的跨国犯罪。

  其实,只要稍微用一点心,看一看该公约第3条关于公约适用范围的规定,即可知悉,该公约所适用的犯罪原则上不仅要求具有跨国因素,而且要求有关犯罪必须是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犯罪。即便某一犯罪带有跨国因素,但如果不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对之进行打击的问题上,依据该公约,缔约国之间并不存在相互给予合作的义务。况且,腐败犯罪(仅占两条)只是公约所适用若干类犯罪中的一种。然而,我们的一些媒体在报道或谈论该公约时,却大多只冲着外逃贪官。这实在很难说是一种客观、全面的报道或分析。在中国的外逃贪官中,其实很少有属于或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从一些媒体提到的中国外逃贪官的案例来看,绝大部分其实并不属于此类犯罪。把两个基本不相干的东西生拉硬扯在一起,并予以渲染,只能是一种虚张声势。

  至于一些媒体连带提到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先不说该公约的拟订尚未最终完成,即便该公约有望于2003年内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但该公约将于何时生效?中国又将于何时签署、批准该公约?关于此等具体问题,都还是未知数。群起而欢呼之,显然还没到时候。

  有的人虽然认识到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旨在建立打击跨国犯罪的国际合作机制,但未必认真想过该公约本身的局限性,尤其是该公约适用范围的有限性和所具有的弹性;虽然知道中国外逃贪官主要逃窜到了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但未必清楚这类国家中现已批准该公约的国家仍然寥寥(目前仅有西班牙、加拿大、新西兰和法国等4国而已);有的人虽然明了打击外逃贪官最有效的途径是与有关国家签订双边引渡协定,并据此将贪官们引渡回国,但未必知悉目前在中国与之签订有引渡条约的19个(有的媒体将此错误地报道为40多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属于欧美发达国家;有的人对美国局部地区最近发起的移民和海关执法(ICE)特别行动(指对涉嫌腐败的外国高官的财产采取没收措施)赞赏不已,但未必知道至少近期美国并没有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的打算。

  至于长期以来在国际引渡合作中存在的若干法律障碍,如关于双重犯罪、政治犯罪不引渡、国民不引渡和死刑犯不引渡等问题,以及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国家的引渡制度中新兴的人权障碍,如关于酷刑危险不引渡、歧视危险不引渡和公正审判无保障不引渡等问题,不可能仅因为《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生效而得到清除。即便将来有《反腐败公约》再添一臂之力,也仍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问题。为在引渡问题上建立全面、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国际社会仍然需要做出不懈的努力。

  正是由于在打击外逃贪官的问题上,包括我们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还有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浮于表面和虚张声势。浮夸除了麻痹人们的意志以外,对我们长久的反腐斗争并无助益。而这场戏剧性的“误会”之所以能够产生,其原由很大程度在于我们的一些同志并没有对相关问题进行认真的了解、研究。因此,为避免类似的误会再度发生,我们的一些媒体、专家以及我们这个社会理应再多一些庄重、严谨,少一些轻率和浮躁。(张毅)

                             编辑:宋方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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