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遭遇只是上億的中國家庭過去和現在正在中國發生的一個悲劇的縮影，很多家庭的遭遇更悲慘。我希望更多遭受迫害的中國人勇敢地站出來，揭發共產黨的邪惡本質和行逕，讓更多的中國民衆清醒。

我是在「共和國」成立那年出生的，目睹和親身經歷過歷次的迫害運動和殘酷鎮壓。「土改」，「三反五反」，「肅反」因年紀太小，只聽說殺了許多人。讀罷《九評》才知道，每次運動都有成百萬、上千萬的中國人被殺害，數千萬的家庭破裂和受株連。

1957年我剛7歲，災難降臨我家。1949年以前，父親曾在一家銀行經營部任經理，應銀行總裁委託創辦一所私立高中，父親是第一任校長，學校建成一所花園式的學校，當時該校的教育質量是一流的。爲了解決職工子女受教育的問題，父親還用自己的積蓄修建一棟西式磚結構的兩層樓房，聘請幼師畢業的老師，創辦一所全託幼兒園。1949年共產黨接管了教育局後，派來一名黨員到該校任校長。最初與父親共同管理學校，但很快，父親連降三級成爲一名職員。而且連續三年提薪也沒有他的份。57年，毛澤東和共產黨號召知識份子「大鳴大放」，向黨提意見，父親就他本人的不公正待遇提出質疑和意見，被打成「右派分子」，父親拒不「認罪」，被強行遣送離家甚遠的勞動農場勞動改造，直至文革前才「揭帽」返城。

母親不得不辭掉保姆，親自操持家務，並在兩個學校兼課，變賣所有的首飾和家傳之寶，以扶養四個未成年的子女，瞻養一位雙目失明的婆婆。其艱辛可想而知的。

然而迫害並非到此結束，還要株連未成年的孩子，父親被劃爲「右派」哪年，我的一位哥哥才13歲，正在該校讀書，校黨、團委要哥哥同父親劃清界線，並「大義滅親」揭發父親。哥哥拒絕這樣做，被認爲政治立場有問題。儘管他是全年級最優秀的學生，已考上高中，15歲的他仍被下放到遠離家的一所農場接受「再教育」，一年後農場解散才返城。但因出身不好，找不到工作，可憐16歲的一介文弱書生，不得不當搬運工，以幫助媽媽撫養弟妹。後來在許多老師的鼓勵下，一年後他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另一所高中，才結束了這場惡夢。

1965年，即我初中畢業前一年，儘管父親已「揭帽」，儘管我的成績在全年級名列前茅，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回城彙報報告會，班主任（政治老師）挑選我和另一位父親仍在臺灣的同學參加，實際上是明確無誤地給我們警告：儘管你成績優秀，考上高中你也仍逃不過下鄉的厄運。

父親走後，學校和幼兒園都被充公，90年代後期，父親要求歸還自己的房產，校黨委一直不理睬，最後惱羞成怒，將父親私人創辦的幼兒園的價值數十萬，上百萬的樓房強性拆毀，夷爲平地，一副十足的流氓嘴臉：我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

文革開始了，家裏再度遭秧，父親再次被揪鬥。母親因家族幾代名醫，陪嫁豐厚，曾擁有過旅館和土地，被作爲資本家和「漏網地主」被批鬥，被關「牛棚」。紅衛兵抄家，將家裏收藏的中外經典名著收繳，將母親收藏的10本世界名畫集撕、剪得七零八落。家裏稍微值錢的物品全部抄走，甚至連毛線、絲棉被等生活必需品也被抄走，不作任何登記。當我們要求歸還生活用品時，還給我們的是又黑又髒的破棉絮。因我們沒有主動揭發父母（在文革中子女揭發父母，夫妻反目，好友互相揭發隱私的比比皆是），被強令參加「黑五類子女」學習班，學習毛選和中央文革文件，進行思想改造。

當時姐姐是高三學生，在共產黨的強化洗腦下，在其他的同學的帶動下，也想「脫胎換骨」，取一個「革命化」的名字，甚至連自己的姓都改掉。一天，我和姐姐路遇被紅衛兵押送的母親，當時我們已經好久未見面了，母親看見我們自然非常高興，向我們招手致意，我正準備跑向母親時，被姐姐拉走了，當我回頭看母親時，她眼神中的那種悲涼和悽楚，至今想起心裏還非常難過。文革初期被劃爲「極右」的哥哥剛從農村的「四清」運動返城，得知此情況後很生氣，他說父親走後，母親含辛茹苦地撫養我們非常不易，她是爲了我們才堅定地活下來了，在她遭此不公正待遇時，這樣對待她無疑是雪上加霜，對她的傷害和打擊有時可能是致命性的（我們已目睹了不少家庭因家人走上絕路而破裂）。此後，好長一段時期我爲自己的幼稚無知和膽怯深深自責。文革之後很長一段時期，我能感受到母親對姐姐的態度有些微改變，直到姐姐做母親時，我母親與姐姐的母女關係才恢復正常，這是文革的十年浩劫給許多中國家庭帶來的創傷和災難。

學校爲了「揭批」母親，特請姐姐的奶媽（因姐姐和一位哥哥是雙胞胎，母親奶不夠，爲他們請了奶媽）來學校「憶苦思甜」，但揭批結果並不如他們所願，姐姐的奶媽在批揭會上講：「主人對我們非常好，天天是豬蹄湯、雞湯、魚、肉，我們吃得比主人還要好」。受洗腦矇騙的紅衛兵馬上制止奶媽「揭批」下去，喝斥她道：「那還不是爲了喂好她的狗崽子嗎？」

爲了了解父母的真實情況，我尋找到帶過我的保姆，她見到我非常高興。並關心我父母的情況。她告訴我一個事實，證實我的父母是心地非常善良的人: 帶我大哥的那位老太太，孤身一人，來我家幾年後，我大哥就夭折了，我父母一直將她供養在家（不幹任何家務）直至她去世，並且按家庭成員的待遇給她送終、安葬。保姆告訴我的情況與媒體的宣傳和那些「憶苦思甜」真是天壤之別；文革中，我們因出身問題被排斥在運動之外，在看過遇羅克的駁「血統論」的文章，看到揭露共產黨高官們的腐化生活的大字報，看到許多高幹子女前一天還賣勁地鬥「黑五類子女」和「黑邦子女」，第二天因他們的父母成爲「黑邦」和階下囚，一下從雲端墜落到地下，成爲新的批鬥對象，真實感受到毛澤東和共產黨「翻手爲雲」「復手是雨」的邪惡。文革使我開始清醒和成熟起來，開始認識到共產黨的慌言、欺騙及殘暴，對中共控制媒體的宣傳開始學會了反過來看。

文革後期，紅衛兵和青年學生們被毛利用完之後，被統統趕下農村，接受「再教育」，而幹部子女則多數以參軍的方式留在城裏或部隊機關裏。我家四兄妹均是應屆畢業生，因此統統被作爲下鄉對象。當時哥哥因曾下過鄉，我曾患過嚴重風溼性關節炎（持醫生證明）因此都不願下鄉，況且按當時的政策規定多子女下鄉，至少也要留一人在父母身邊（父母已60多歲高齡）。然而學校負責知青工作的是一位生活腐敗的黨員幹部（有妻之夫與高中女生亂搞男女關係，並共享老婆偷東西，偷人所得錢財），將我家列爲重點動員對象。當時哥哥將戶口藏起來了，然後去朋友家住。我則到已下鄉的好友處住了一週，然後去姐姐落戶的鄉村住下。剛住姐姐家幾天，我的好友從數百里外匆匆趕來，告訴我她剛接到她媽媽的電話，她媽媽看到我母親與一些學生的父母被掛牌子游街，牌子上寫着她縱容子女拒絕上山下鄉運動（事實上，母親那時仍關在「牛棚」，根本無法與我們接觸）；而且還聽說站在高登子上批鬥，其中一位烈屬老人站高登子批鬥中跌下，導致生命危險。她媽媽擔心我母親因身份問題會加重批鬥，怕她出事，打電話讓我好友務必動員我儘快返城，否則家裏會出大事。

聞此惡訊的當天，我立即返城。回家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氣，真是從頭涼到腳，家裏塞滿了十幾、二十幾名外校的初中生，大多數在十四、五歲，家裏的碗櫃、衣櫃均貼滿了封條，他們輪流值班，24小時不停地批鬥我母親，不讓她合眼。母親已被剝奪睡眠，批鬥了5天6夜。母親雙目悲涼而驚恐，滿頭花白頭髮蓬亂不堪，滿瞼的倦容和憔悴，身軀佝僂，好似一下變矮了許多。見此光景，我真感到心裏滴血般的痛苦，爲了使母親不再受連累，我立即去派出所下了自己的戶口，但我不知哥哥的戶口藏於何處，所以學校仍讓外校的學生繼續當着我的面批鬥母親，讓我們就範。學生們（多數是女生）讓母親「坐飛機」--雙手向後最大程度上翹，身軀彎曲90度，一位女生還兇狠地用手使勁按壓母親的頭，以加重她的痛苦。看着這些比我小2-3歲的青少年學生，競然如此無人性，惡毒地虐待60多歲的老人，悲憤之極。我大聲向她們抗議，若繼續這樣鬥我母親我就決不下鄉，即使我已下了戶口。她們看批鬥結果卻適得其反就妥協了，讓我母親上床躺下，在被窩裏母親緊緊抱住我，渾身哆嗦，在學生們的監視下，不敢言語。我們雖閉着眼，但整夜無眠，互相擁抱着至天亮。此時學生們開始打瞌睡，母親在我耳邊用低微得幾乎聽不見的耳語聲對我說：「我實在受不了了，今天他們再帶我遊街，我就從外面的巖崖跳下去，一死了之。我已好多天沒睡覺，也沒吃東西，你去買些包子來，我死也不能作餓死鬼……」我聽後淚流滿面，強力壓制住自己的哭聲，對媽媽耳語道：「這麼多年您都熬過來了，我們兄妹已長大成人了。即便下鄉了，我們一定能爭取回城與您團聚，您無論如何要活下去，您答應我。」母親雖點頭答應，但我不放心。到學校上班時間，我衝破學生們的阻攔和圍堵，以最快的速度飛跑向校革委辦公室，在辦公樓的過道上，我與校革委會主任差點撞了個滿懷。我不顧一切地對她大聲嚷道：「我已經同意下鄉了，我已下戶口了，你們還派學生沒完沒了地鬥我母親，這太過份了，如果她有三長兩短，我們子女跟你沒完（意即不放過你）。」革委會主任被我的憤怒和氣勢所壓倒和震懾，同時也爲了讓我去找我哥哥回家，她隨後派人告訴外校學生們停止帶我母親遊街，但仍繼續監禁。

一位女生跟隨我去找哥哥，這名學生比較同情我，在路上她告訴我，她們是遵從學校的命令來我家的，學校給她們許願，表現好的可免去下鄉，她看不慣這樣虐待一位老教師，所以她從未動手揪打過我母親。而那位批鬥最賣力的女孩就是不願下鄉才這樣兇狠表現（後來，聽說這位女孩被下放到離家很遠的窮鄉僻壤的鄉村，對應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後來一位親戚聯繫上了哥哥，哥哥得知情況後立即回家下了戶口，對母親的批鬥才暫告結束。但因母親被剝奪睡眠，連續批鬥6天7夜，心靈受到極大傷害，導致精神崩潰，稍有響動就尖叫……。我們趕緊將母親轉移到遠離學校的私人住所，靜養數月才恢復。這件我親身經歷的悲劇對我心靈的衝擊特別大，對共產黨的邪惡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雖然爲了返回城市在農村曾違心地加入過共青團（現已公開聲明退團），但此後儘管我上大學時成績優秀，畢業後工作出色，多次被學校和單位黨支部動員、拉攏入黨，我都拒絕加入共產黨，恥於成爲這邪惡黨的一員。

爲了讓兒子不再受共產黨慌言和歪曲歷史的洗腦教育，我放棄次年即升遷付教授的機會，以訪問學者身份來到美國，並毅然選擇留在美國，兒子和先生也隨後來美定居。

來美一年多，哥哥偶然打電話回國，從朋友處得知母親去世並已安葬的惡耗，母親去世前很清醒，她不讓家人告訴我們，以免我們回國後無法再出國。請設想，哪一位母親臨終前不想見到她所摯愛的所有子女，是母親對中共極權統治殘暴性深深的了解，唯恐我們在今後的各種政治運動中再遭受迫害，忍痛放棄與我們見最後一面。想到母親所承受的磨難和犧牲精神，我不禁嚎啕大哭，與哥哥以淚洗面，整夜無眠。

從我家的遭遇可看清共產黨實行暴政的邪惡本性從未改變，從自己的經歷中我體會到，當你正氣凜然面對邪惡迫害時，邪惡是害怕的，它就會退縮。所有受迫害的中國人，請走出對中共邪惡極權統治的恐懼，勇敢地站出來披露自己家庭和親朋好友遭受的迫害，揭露中共數十年的謊言和暴政，徹底清除附體的共產邪靈，我們中華民族才真正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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