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健派出所，我了解到另一位同修也被抓了，那位同修在康健小區散發真相資料的時候被惡人舉報，趕來的惡警把他給堵住了，另外一位女同修走脫了。同時最初我在經過一間辦公室的時候還看到我一個朋友（不修煉的常人）穿着一件單薄的襯衣，正在和惡警做筆錄。我當時看到他，心裏覺得挺歉疚，連累了他。我後來把大衣給脫下來，託警察給他送去。

惡警開始盤問我，他們不讓我睡覺，連眼睛都不讓合上，還找了3個聯防隊的人輪班來看着我，只要眼睛閉上就來把我弄醒。他們每天在午夜的時候，開始提審我，問我很多細節，例如什麼時候得的法呀，通過誰得的法呀，當時覺得這些信息沒什麼，就告訴他們了。前面2天他們也反覆問我，說你還煉不煉？我說煉，爲什麼不煉。他們就用親情來打動我，說你這樣，你家人多傷心啊。我不動心。他們又說這樣下去你的工作沒了，上海的戶口都給的你註銷。我也不動心。大約第3天凌晨，他們恐嚇我，說要把我衣物扒光，讓我赤腳，只穿一條內褲站在派出所門口。我對他們說，這是你們在迫害我。他們說，如果這樣你還不生病的話，我們就相信法輪功，我們也跟你一起煉。我說那是你們對我的迫害，絕對不是我自願的。你要煉你就煉，我不會強迫你也沒必要非得要你煉不可。我們只能勸善。他們一看最後悻悻作罷，斷了這個念頭。

後來聯防隊負責看管我的一箇中年婦女，沒人的時候我們聊天，我問她隔壁那位同修怎麼樣了？她告訴我說，他比你慘多了，你還算好，還沒捱打，那位同修被背銬在椅子上很長時間，身上也被打得很慘的，青一塊紫一塊的。後來有一次上廁所，我故意到那個門口看了一下，門關着，裏面正傳來惡警大聲打罵的聲音，門口的地上擺着同修的皮鞋還有襪子以及皮帶。我還想再看就被聯防隊的人推走了。

我心裏非常的難過。想到同修這麼冷的天赤腳站在水門汀地面上，更何況可能連衣物也被扒光了，還被背銬在椅子上，身上滿是傷痕。我的心裏說不出的難受。

惡警不斷地問我說，在以我的名義租的、我和那位同修合住的房子裏搜出了一旅行包的資料，問我資料的來源。我說我都不知道有這包資料。是因爲當時腦子裏的確想不起來有這回事。他們問我有沒有帶資料去北京，有沒有在北京發過資料，在上海有沒有發過資料。我說沒有。然後他又問我，同修以前有沒有去發過資料，我說不知道，我平時上班不清楚他的事情。

這種情況到了第三天有了變化。第三天下午，一個年輕的惡警衝過來，讓我罰站。站了幾個小時之後，他問我說，你知不知道爲什麼罰你？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你不老實，不說實話。我說我沒有騙你。然後他對我說，那個同修都已經告訴他們了，說我知道那資料的。我當時一聽就懵了。我想難道是同修都說了？然後惡警又告訴我說，再給你個機會，你要不說就沒機會了。還在那裏挑撥，說同修都說了，他把責任都推到我身上了，要是我還不說的話，責任就全是我承擔了。當時就不理智了，心想同修怎麼能這麼對我，然後我就說了那資料放到我家裏的事，我是知道的。但是資料哪裏來的我就不知道了。

然後610的人又來了，他們又問我那個資料什麼時間放到我家裏的，當時誰來送的，我也都說了。我說那個人我並不認識，也沒見過。後來他們要我回憶那個人的姓名。我說我不清楚。然後610的人拿來了從我們家中抄來的同修的通訊簿，要我指認。我說我不知道，沒有印象。他們翻到一個名字說，是不是這個人？我一看覺得他們可能都知道了，就說有可能但是我也不能確定。

等到610的人走了，我冷靜下來才覺得可能上當了，我被惡警耍的那套整人的詭計給騙了。可是大錯已經鑄成。

就在這種造成大損失的錯誤已經犯下的沮喪心理下，精神上越發覺得再也承受不住了，只想要睡覺。聯防隊的人也在這個時候僞善的說，你就先把問題都交代清楚吧，早點進拘留所也好，至少能好好的睡上一覺，免得像現在這樣受折磨。這話我也聽進去了，後來610要我配合寫什麼交大學員的名單，我也都寫了，還有我和哪些學員接觸過，我也都寫了。這樣的後果是導致一個本來沒暴露的同修被監視。去年來海外後從別的同修處了解到該同修在2001年8月被勞教1年半，僅僅因爲和其他同修交流。

610的人還以提示性很強的語言問我，我去北京上訪是不是那位同修指使的。我說不是，是我自己要去的。可是他們換一種方式問我，我去上訪是不是在他的影響下去的，我明知道他們這樣問話的結果是想要把責任推到那位同修身上，陷害那位同修，可我居然可恥的回答說，是。

在看守所被關押的30天裏，惡警把我和死刑犯、吸毒犯、詐騙犯還有小偷、持槍搶劫犯關在一起，因爲正念幾乎出不來，都是人的一面在承受，心裏上實在承受不住了，就想着早日能出去。管教通過牢頭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寫不煉的保證書。並說不寫就是勞教，寫就放了你。那時真是一天也不想在呆下去了，就想我給他寫個假的，玩文字遊戲，反正我出去還煉。後來就寫了弟子絕對不應該寫的保證書。

在每一個週五，上海市國安局徐匯分局610的陳振勇、邱儉2個人都會來提審我，他們是徐彙區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惡人。我和同修的案子就是他們辦的，同修後來被判2年勞教，還有前面提到的那位因爲我的出賣而暴露的同修10個月之後在2001年8月被送1年半勞教。他們都是主要責任人。

陳和邱2人一唱一和，給我不斷施加心理壓力，在第2次提審我的時候，他們要求我給他們當特務，看守所放出去之後繼續出賣其他同修。我痛苦地掙扎了一週後，在下一次提審的時候我可恥的答應了。我最後還掙扎的想要保有一絲良知，對他們提出只會幫助他們了解一下學員的思想情況，是否還是堅信。諸如幫着說服轉化其他學員，還有誘騙某位學員出來散發資料好讓他們抓住送勞教或者判刑的事我是絕對不幹的。我以違背自己的良心和做人最根本的底線爲由，提出了這要求。因爲我心裏深深的知道，做特務是絕對不能做的，出賣同修那是犯罪，如果同修因此而被勞教或者判刑那造下的罪業更是深重。因此當時存了這個想法，現在先應付着答應下來，出去後能推就推，能不做就不做，將來實在推不掉的話也就應付着編一些，或者挑一些無關緊要的告訴他們。

在承受不住向邪惡妥協的情況下，我被釋放了。最後一次610的陳振勇，邱儉2個人來提審我的時候，向我勒索2萬人民幣，我不知怎麼得好像那個時候開始比較理智一些了、知道這是他們來勒索我的伎倆，我就一口咬定要錢沒有，要命一條。他們說沒錢的話可能不能放你，那就只能勞教了。我心裏想，勞教就勞教吧，真要那樣我也不用做那特務了，也算是好事，聽天由命吧。當時心裏真是這麼想的，如果勞教了，心理上也沒有那個做特務的壓力了，也是好事。在我答應了邪惡做特務之後，心裏真是那個難受呀，所以在那一瞬間我也覺得和做特務比起來，勞教也不是那麼難以接受了。

在被釋放後的頭幾個月裏邪惡多次試圖和我聯繫，因爲我沒有手機、沒有傳呼機，邪惡也無法找到我。邪惡就向文章最開頭提到過的那個我的常人朋友施加壓力，讓他一定轉告我和他們聯繫。朋友轉告我了幾次，我都置邪惡的要求不理。我告訴朋友說，以後他們再找你，你就說和你沒關係，讓他們自己找我去。

直到2001年2月底的一天，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天，那一天我所工作的公司正在搬家，我搬完一些物品後正在休息，前臺接待小姐告訴我，有朋友找我。我心裏還在奇怪是誰呢，走到門口一看，原來是上海國安局徐匯分局610辦公室的陳振勇、邱儉2個人。他們穿着便裝，很得意地問我，沒想到是我們吧，想躲我們你可躲不了。其實我心裏清楚要不是有一次我回到學校碰上了一個正在讀研究生的一個同學，給了那個同學一張名片，到現在他們也沒有辦法找到我。

他們要我次日下午到他們辦公室去找他們。次日，我在到達國安局門口的時候打他們的電話不通，打傳呼，結果回覆的是另一個不相干的人，我因此又跑開，去了市郊的一個地方。但最後又再自己跑了回去。帶着事先寫好的保證書，再一次向邪惡妥協。然後邪惡要求我替他們做事。我答應了。他們決定以後電話通知我。並要我和他們保持聯繫。

他們後來隔幾周就會來公司找我，一方面要確定我的思想狀態，另一方面繼續威逼利誘我替他們做特務。從他們透露的訊息中我了解到，原先與我同住的那位同修被強迫執行2年非法勞教。截止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爲止，已經過去了3年半時間，可是那位同修仍然音訊全無。無論是他常人中的同學也好，朋友也好，都沒有他的音訊。從99年他被上海交大強制停學開始，他就消失在同學和朋友的視野中了。

我對610的陳振勇和邱儉說我只有之前2000年底在康健派出所因我在審訊中出賣而暴露的那位同修的電話，和交大別的同修都沒聯繫，沒有他們的聯繫方式。於是他們兩人就要求我有空的時候多打電話給那位同修，並且要求我通完電話後馬上和他們聯繫，告訴他們通話內容。

我推脫了多次，最後在陳振勇和邱儉的催促下，2001年3月開始我在公司裏和那位同修通過幾次電話，談話內容很普通，我儘量避開大法的話題，同修本着一顆善心鼓勵我，並詢問我的情況，但都被我岔開了話題。

每次通完電話後，我都會打電話給陳振勇和邱儉，把一些當時我覺得無關緊要的事告訴他們，在陳振勇和邱儉的要求下，我提出了和那位同修見面。大約是2001年4月中旬的一個週末，同修和我約在校園的草地上見了面。同修詢問了我在被抓的情況，我告訴他我沒有做好，寫了以前同修的名單，還寫了99年7.20以後和分別和3位同修接觸的經過，包括和他的接觸我也寫了。我還說與我同時被抓的那位同修的通訊簿落到了610手裏，裏面可能有很多同修的名字和電話。

我對他說，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徐匯的610已經在注意你了，還有你沒事不要和我打電話，就是我打電話給你，你也不要告訴我什麼敏感的事情。

這次接觸以後，就沒有怎麼和那位同修聯繫過，後來邪惡催促問起來，我也是隨意編造點什麼信息告訴他們，說我前幾天什麼時候和那同修通過電話了，聊了些什麼工作上的事還有什麼的。邪惡問我他有沒有和其他同修聯繫，我說沒有，那同修剛回上海，他也沒有其它同修的聯繫方式，聯繫不上。

2001年4月中，陳振勇和邱儉還曾經要求我聯繫另一位女大法弟子，我說沒有她的電話，我也和她不熟，直接問她敏感問題她不但不會說還會懷疑我，就推了。到2001年5月的時候，他們給了我那位女大法弟子工作單位的電話，要求我一定要和她通電話聯繫一次。我打了，當時沒人接聽。後來就沒有打過電話給這位女大法弟子。

大概在2001年3月左右，610的陳振勇和邱儉還要求我和家住上海市徐彙區康建新村的一個女同修聯繫，給了我她家的電話，要我了解她的思想情況。那位女同修99年7.20後大概在8月份就和另幾位同修一起走出來去北京上訪，後來正念從上海駐京辦走出，弄開上海駐京辦2樓的窗戶跳下，因爲是深夜，樓比較高，背後是小巷，地形不平，好像是摔斷了雙腿的表現，也因此才沒有被送勞教，得以保外就醫。可是家庭長期處於被監視的狀態，外出也被邪惡監控的狀態。

610因爲拿她一點辦法也沒有，她非常堅定，想要送勞教吧、雙腿不能站立，勞教所不收。

我給這女同修家打了電話，女同修接了，沒說幾句，她就說現在不方便把電話掛了，說以後再打給我。我也放下一塊大石，因爲沒有牽扯到什麼大法的話題。後來大約3周後，那位女同修在外面的公用電話給我打電話，她告訴我她家的電話不安全都被監控的，讓我沒事不要往她家打電話。我也告訴她說，610的人還在注意她，可能正在密謀送她勞教或者非法判刑，讓她自己注意。並讓她以後不要打電話給我了。當時沒有勇氣告訴這位同修，2000年她大老遠拄着柺杖甩掉監視者給我送來新經文的這麼慈悲的舉動，也被我在康健派出所裏寫的那份和3位同修的接觸過程的材料給出賣了。

到2001年4月底，我工作的公司因爲項目的關係準備派我來日本出差。我的戶口一波三折，新的公司幫我給重新從老家遷到了上海。護照的政審沒有經過公安機關，而是直接到人才市場蓋了個章。最後護照也在4月底順利拿到了。拿到護照之後，公司幫我去辦了簽證，5月初長假過後也馬上拿到了。這之後陳振勇和邱儉曾經多次和我聯繫，我以工作實在太忙沒有時間爲由都推了。他們一定要我說個時間，我說到現在肯定沒空，6月份以後再看吧。

後來6月份我出差來了日本，和這邊的學員聯繫上了，並給了我大法書還有煉功音樂磁帶。經過3個月的靜心思考，我決心回國後無論如何絕對不能再給邪惡幹這樣的事。決不能配合邪惡。普通的事都是這樣，更何況配合邪惡迫害大法弟子呢？

2001年8月，我收到從國內來的一封email，是陳振勇和邱儉寫的，他們打電話到我公司找我，公司的人說我出差來日本了，他們在信裏赤裸裸的要求我收集日本法輪功學員的情報，當我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直接把這信給徹底刪除了，可是刪完後又害怕起來了，腦子裏不斷的翻我回去他們會怎麼迫害我的念頭。但不久我就打消了這些害怕念頭。

2001年9月回到上海後，大約在9月底還是10月初，陳振勇和邱儉又打電話到我公司裏來找我，我很嚴厲地對他們說我沒空，你們以後不要再來騷擾我的生活，你們說的那些事我不會再給你們幹了，你們要就找其他人去吧。說完我就直接把電話掛了。

大約一個月以後，2001年11月，陳振勇和邱儉再次打電話到公司裏找我，我一聽是他們，我立馬說，我沒空，要是你們還是想讓我替你們幹那些見不得人的事，以後你們再也別打過來了，我沒空，我不想也不會再幹這樣的事。他們馬上僞善的說，我們就像朋友一樣聊聊天嘛，不談法輪功的事。我說，你們要是拿我當朋友，會讓朋友幹這種見不得人的事嘛？再說了，你們要真拿我當朋友你們以後就不要再來打擾我，請你們尊重我的選擇。說完我就把電話掛了。從那以後，610的人再也沒來找過我，不論是電話還是別的什麼方式。

雖然我在2003年再次來到日本，可是2000年10月-2001年6月的這段經歷，已經成爲了我心底的一個陰影。 過去那段當特務的經歷，讓我一想起來就覺得心裏痛苦萬分。

摘自(明慧網) 有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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