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晚,總部位於紐約曼哈頓的新唐人電視臺的熱點互動熱線直播節目邀請東航機長袁勝,就他在美尋求庇護這一突發事件,與觀衆互動。人權律師葉寧(左三)和新唐人時事評論員李天笑博士(右一)應邀到節目現場。(人民報) 【人民報消息】新唐人熱點互動採訪報導:原東航機長在美尋求庇護。 聯結收看主持人:剛才袁先生說過,有一個便衣過來跟您說,您這樣做是危及國家安全。爲什麼您只是跟剛那個人說了幾句話,就危及國家安全呢? 袁勝:這跟國內的宣傳有關,因爲我常到國外來,根據國外看到的情況和國內羣衆的反映,知道實際上它們的政策是外鬆內緊,給老百姓的感覺法輪功好像沒有遭受迫害。 但是警察知道,他們認爲這個問題已經到觸及它們敏感神經,它認爲已經影響它的統治了,所以它把這個問題看的特別重。所以他上來了以後,從他的態度和行動,我明顯感覺到他把這個問題看得非常嚴重非常嚴重。 主持人:您認爲他爲什麼把這個問題看得特別嚴重呢? 主持人安娜。(人民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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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勝:就是因爲它知道法輪功在國內是一直被打壓的,它們想鎮壓下去,就用非常不人道的手段,鎮壓非常嚴重。只有它們內部知道,但是對外面,讓老百姓感覺好像法輪功沒怎麼受迫害。主持人:好像國家也沒對他們怎麼樣。 袁勝:對,老百姓感覺好像寬鬆多了,沒什麼事情了,好像是。但是它們內部知道,比如說「退黨」,國外都在宣傳退黨大潮,因爲老百姓也長期被它欺騙。 有好多事情人們是慢慢的醒悟,發現被這個黨欺騙了好多年,而且有頭腦的人一看就會反思。中國經過歷次的運動,已經使很多的人,中國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所以有些人就開始反思了。共產黨爲了掩蓋,不讓老百姓看出來,但它背後特別殘酷,它想把法輪功打下去,就非常殘酷。 警察一上來,從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來,他們公安內部,特別對法輪功的打壓是特別的殘酷,從他的態度上就能反映出事實了。 主持人:那還有一個就是袁先生所提到的,那個事情發生的過程,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是在警察要扣他,不讓他上飛機的時候,他們那些機組人員,還有地勤人員,就是當地機場的人員,反而來跟警察據理力爭說怎麼能不讓他走,不就說兩句這有什麼不行?那您怎麼看這種非常極端的兩極現象呢? 李天笑:我覺得這裏邊至少有兩個因素可以考慮,一個就是當時袁先生講到「退黨」和「法輪功」的事情的時候,實際上這些機組人員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知道法輪功的事情,可能不贊同中共政權對法輪功的鎮壓,或者在某種程度上他是同情法輪功的。 比如說袁先生在他服務單位的工作表現、人緣關係都非常好,他們覺得煉法輪功的人是比較老實忠厚的,他不可能對國家造成威脅。那麼在這樣情況下,而且又是涉及到飛機300多位旅客,時間已經到了,已經耽誤那麼長時間了,對警察本身就有反感了。 在這種情況下站出來,我覺得他們是出於對法輪功的了解,還有從旅客的利益出發,也是出於對袁先生本身,他的本質、他的爲人一種正確的評價,是從這上面來講的。 還有一點,說明警察在行惡的時候,明顯做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時候,如果大家都能站出來說一句話,警察看到人這麼多都站出來評理,這時候警察自然就會退縮。 就是說邪惡總是怕光明、怕正義的。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例子也典型的說明了,中國人不要怕!當世界上的邪惡勢力,中共警察爲非作歹,做不好事情的時候,你就站出來,大家都站出來,這個事情就會得到制止。 主持人:我想再問一下袁先生,後來到了洛杉磯之後,那一夜之內,我想您可能想了很多,我看到您有一個聲明,就是「痛苦的決擇」。那你是怎麼最後決定要留在美國,要申請庇護呢? 原東航機長袁勝。(人民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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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勝:因爲當時出現這個情況以後,一路也沒什麼休息,因爲這個負擔太重了,吃東西也沒怎麼吃。同事都開始安慰我,一看我不怎麼說話嘛,可能他們知道我心裏不好受,都勸我。他們沒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但是我知道,我長年飛國外,我知道報導,背後是非常殘酷的。所以呢,我自己又不能跟他們講。因爲講了,有些東西他們也不是很了解,反而誤導他們,他們沒有意識到。 一路上負擔很重,當時想着回去後怎麼辦?開始是根本就沒想到到美國來定居要求庇護,在想回去會怎麼辦?然後就想他們會問我什麼問題?會怎麼對付我?怎麼行動?我家人會受什麼影響?就想我到這邊來會怎麼辦?思想鬥爭非常激烈。 到了洛杉磯以後,我躺着睡覺,都沒什麼睡,睡不着。我想這個事情怎麼會這樣,後來呢,就想到一個福建同修以前所遭受到的迫害。 主持人:一起煉法輪功的。 袁勝:對,他們受到迫害。有的還沒我現在這麼嚴重。一般發現《九評共產黨》了,還不知道是誰給的,就判你四年監牢。我這已經到這個程度了,一定比他們還要殘酷。我想結果啊,可能家都回不了。經過反覆的思考,當時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想來想去,唯一的辦法就是這樣。 我現在回去的話肯定也見不到我的家人,不把你迫害致死或失蹤的話,迫害你,就是說打你打的很慘的話,家人看了也會痛哭流涕,更要痛苦。 如果留在美國請求庇護,雖然我跟親人見不着,但是他們知道我這邊是安全的,他們那邊只要是沒有什麼大的迫害影響不是很大的話,我想我們兩邊這樣最起碼都能好好生活的。 經過這段互相不在一起的調整期後,可能互相都可以平靜下來,以後還有見面的可能。只有這種選擇沒有別的選擇了,所以最後臨時做了這樣的選擇。 主持人:那你下了這個決定之後有沒有跟家人說呢? 袁勝:這個決定下了以後,我想我都這麼難決定,我家人肯定更接受不了,後來我就跟妻子打電話,我當時想也不能說太多,因爲要給她一個反應的過程,她一聽她肯定也不能馬上給我做決定。 所以我先給她打電話,我說我可能回不去了,她說怎麼回事?她可能有點意識到,因爲我一直煉功的,她雖然不煉,但她知道這個事在國內有點危險,然後她就說怎麼回事?我在機場講法輪功的問題,當時如果不是當時飛機要起飛的話,肯定我連來(美國)。都來不了,我說我過來已經很僥倖了,當時就要扣押我,所以我就跟她講我可能回不去了。 她說那你看着辦吧!她說你把你自己在那邊照顧好就行了,這邊的孩子我儘量照顧好然後我就說了些,我想讓她有個思考餘地,因此我說到這裏她就掛了電話了。 後來我再給她打電話,看她的反應,她講了很多,就勸我回去,她說她肯定要受到連累的,有可能也要坐牢,她往壞的地方估計。她說我能不能回去啊?我說回去是肯定不行。 因爲她在國內對這個鎮壓的殘酷是不理解的,她還異想天開說,你回來大不了這個工作不幹了,我們乾點別的工作,所以收入各方面沒以前好,但是還比我住在外面要好。 但我說沒她想的這麼簡單,我說回去最好的就是我在監獄裏關着,它們殘酷的折磨我,你們看了也很痛苦,這還是好的結果;有可能我就失蹤了,你們可能也找不到我。因爲他們對蘇家屯事件和各種事件,他們就根本不太清楚也不太知道。 主持人:那你有沒有跟家人說這件事情是吧? 袁勝:我以前沒有跟她講,我想這事件這麼殘酷,一旦知道對她們可能身心打擊太大。因爲她們不太清楚,第二次打電話勸我有沒有回來的可能性。 主持人:那我們看到在過去的一些案例中,比如這種事情出來之後,單位領導或者是公安部門都會去找家人,讓家人去勸說的,這種事在你身上發生了沒有? 袁勝:我今天和昨天打電話的時候就發現他們在勸說,勸說你們讓他回來吧!我們會對他像以前一樣不會怎麼樣的。我愛人肯定是相信了。 如果不是這幾天出來後的接觸,我可能也會慢慢被他們說動,因爲我愛人一直在哭,她說:你們領導都在我身邊,你回來吧!你領導已經說了沒問題的,就跟從前一樣。 但是當時我心裏很清楚,因爲不只我一個人,前面還有都多的同修,他們沒有我的情況這麼嚴重,但最後也是用這種辦法,所以回去也是沒用的。 主持人:那我想問一下葉律師,比如說象這種情況,他的單位的領導說他回來保證他沒事,您認爲他單位的領導有沒有這種控制能力? 人權律師葉寧。(人民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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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寧:問題是袁先生一旦回去的話,這個管轄權就從單位的領導轉到610辦公室,單位的領導是管不了610辦公室,610辦公室是不會聽命於單位領導這個調遣的。在這種情況下,袁先生回國遭受嚴重的、極其殘酷的迫害的可能是非常現實的。我覺得袁先生的選擇是正確的,也是理智的。 李天笑:我覺得在電話機旁邊給你打電話的領導,他們可能也不是他們自己在自由的說話,他們已經是接受610辦公室的警察或者甚至是外交部門更高層的來對待這個事情。 因爲這在中共看來是國際事件了,那麼在這個情況下它們是在通過這種軟性的東西,把你弄回去以後,迫害的可能性是非常現實就如葉律師所講的。 我想做爲你本人來講,實際上袁先生是從中共長期嚴酷的現實中過來的,所以他最能體會到在這種情況下,他會遭受什麼樣子的迫害。 我這裏也有一些例子,比方說中共統治底下擁有《九評》,現在抓起來就是判刑。有幾個簡單的例子,一個在石家莊的家裏面搜出來《九評》就被判五年半;另外遼寧的一對夫婦被查出來家裏有《九評》,分別判了十三年和十二年的重刑。 主持人:就因爲家裏有這本書嗎? 李天笑:對,家裏搜出來有這本書。當然還有其他的例子,有一個就說他家裏是說他是剛去派發《九評》被判刑三年。那麼現在袁先生這個情況跟他們是非常類似的。 在中共現在內部公安已經講了,就是隻要是派發《九評》、《江澤民其人》,還有「退黨」等這些東西那就是判刑,這是毫無疑問的。 所以袁先生選擇申請政治避難也好或者其它的方式,這都是被中共逼出來的,中共的暴政使他不能回去,這是非常明確的,並不是他自己不想回去,他是不得已的這麼一種行爲。 主持人:那我們已經有位觀衆朋友在線上等了好半天,我們現在接一下加拿大喬小姐的電話。 喬小姐:你好,我有一個問題想問袁先生,就說他在機場不是有一位小老鄉,跟他聊天的那位小老鄉,我說他會不會是中共派的特務,因爲我常聽說中共會找一些人,看起來很老實的人,然後裝着跟你聊天,然後套《九評》、法輪功的情況,一旦發現有人提的話,他就會去告發你,然後警察會來抓人、抄家。你覺得這個小老鄉有沒有這種可能呢? 袁勝:你說的情況這是經常的,報導也報導了很多次了,在上海也有這種情況。但是這個(小老鄉)我不能保證,因爲他大概是受中共的宣傳可能有關係,他太相信中共了,相信它們的宣傳都是對的,所以我估計是這方面可能性比較大。可能因爲是上級跟他講了遇到這樣的事情要彙報,所以我估計可能性不大。 李提案笑博士。(人民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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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笑:我插一句,中國有句古話說:「朋友之間要講義氣不能出賣朋友」,在這個問題上,就明顯的看出來,黨性高於人性,中國傳統的「仁義禮智信」和朋友之間的交情,就是人家告訴你一些事情,是對你私人有好處也是出於好意告訴你的,你何必告訴別人讓他被抓起來呢?這完全是出賣了道義,從道德的角度講,我覺得也是非常不可取的。主持人:那剛才袁先生也說到,現在國內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對法輪功、對傳《九評》、促三退,是一個外緊內松的政策,那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它一緊了,老百姓都知道,唉呀!這個事情不能說不能談。 袁勝:它一緊了以後,老百姓就會考慮,他就會更多的了解法輪功,你爲什麼要這樣?他們是怎麼回事?所以它又要嚴格的鎮壓,它知道它做的是錯的,它又不想老百姓知道它是假的、壞的,所以它只好用這個辦法,只有用控制的好了。 如果它做的太快的話,讓老百姓都知道,做的行爲特別大,老百姓肯定了解,它要把事實擺出來,讓他們知道法輪功哪裏不好;這樣一擺出來很明顯、老百姓也有一個判斷能力,一看它們把它們的本質暴露出來,它只有用這樣可以適當的鬆緊可以控制。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臺《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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