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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前兩天，瀋陽一對60歲左右的老夫妻出現在皇姑區泰山路一棟樓房上，有人看到他們長時間手拉手在頂樓上溜躂，經過四個小時的徘徊和掙扎，老夫妻最終還是選擇了一條不歸途，一起從八樓上跳了下去，當場身亡。 兩位老人遺體旁兩雙嶄新的棉鞋讓很多居民揪心，大家猜測這也許是他們爲自己準備的最後禮物。知情人說倆人是因身患疾病不想拖累兒女才選擇離開。有目擊者說，趕到現場的女兒，看到父母遺體時，幾近崩潰。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大爺嘆着氣說，他能理解老人的心，一定是怕拖累兒女才這麼做的，可是他們用這種方式離開對子女來說將是永遠的痛…… 這則消息令人揪心，如果不是走投無路，他們應該不會選擇這樣一條路吧。頂樓的四個小時徘徊中，也一定在內心苦苦掙扎，然而，貧窮和苦難的現實使得他們最終放棄了寶貴的生命和對這個世界的眷戀。 中國人勤勞智慧，可他們創造的財富哪裏去了呢？ 首先中國的財富被中共巧取豪奪，國產成爲黨產，爲黨所用，揮霍無度，舉辦那些華而不實的奧運會、60年大慶和上海世博等爲黨貼金，正所謂國富民窮；另外財富落入了少數人的腰包，目前大陸有個流行說法，叫「點四們」，就是指0.4%的人佔有全國70%的財富；在中國的億萬富翁中，91%的是中共權貴及其子弟們，通過政治與經濟的手段，「點四們」個個腰纏萬貫。 曾慶紅之子曾偉和太太蔣梅，最近第三次向澳大利亞悉尼市政府提出他們的超級豪宅翻新計劃被拒，據說這所當時澳洲最昂貴的豪宅（3240萬澳元，2.5億元人民幣），在澳洲房產交易史上排名第三昂貴，預算翻修費500萬澳元（3300萬元人民幣），打破悉尼最貴民宅重建的記錄。消息一出，澳洲各大新聞網站點擊率攀升，有關文章頓時登上排行榜首。 一位澳洲人士對曾氏夫婦推倒豪宅的重建計劃感到吃驚，「這是非常昂貴的民宅工程。當然，作爲前中國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兒子，這也就不難理解了。」他說：「在專制極權國家，國家利益轉爲政府官員的私人財產，令家人受益是完全可能的。難怪這對夫婦有如此雄厚的經濟實力。」 二十幾年前，一位新加坡的親戚到北京參加國貿大廈的設計工程，有次他曾說：「你不知道，跟我們打交道的那些官員，包括工程隊的工頭在內，個個都是血吸鬼呀，你們的老百姓真可憐。」而眼下中國社會貧富的懸殊比那時更大，官員更貪婪。 年初，《重慶晚報》曾登過一篇文章，《重慶彭水山區學生因條件限制不吃午餐》，彭水縣山區學校，有三萬餘名孩子和老師，在學校吃不上午飯，很多孩子天不亮在家吃了早飯後，要等到天黑回家，才能吃上第二頓飯。大多數孩子的身高和體重嚴重不達標。記者以一個班來舉例，全班46人，只有兩人帶了「午餐」，一人帶了只自家種的橘子，另一個條件稍好些，媽媽給了他一個蘋果，剩下的人就只能喝涼水充飢。「餓！」孩子們都這樣說。這些孩子和重慶書記薄熙來的兩個被送到英美讀書的兒子相比，猶如雲泥。 有消息說，中國大陸人供養着世界上最貴的政府。 世界經濟之都紐約，人口1800萬，GDP26000億美元，「市領導」六人——一名市長，三名副市長，一名議長，一名副議長。東京，人口1300萬，GDP11000億美元，「市領導」七人——一名市長，四名副市長，一名議長，一名副議長。 中國鐵嶺市，人口300萬，GDP46億美元，人口是東京的五分之一、紐約的六分之一，GDP是東京的0.1%、紐約的0.18%，但「市領導」卻有43 名，是東京和紐約的六倍——市委書記一名，副書記一名，常委十一名，市長一名、副市長九名、市長助理三名，人大主任一名，副主任七名，政協主席一名，副主席八名。此外，市政府還有20名處級副祕書長，平均每個市長配備了兩個祕書長。 2007年，中國光出國考察、公車、吃喝三項，「公僕」們就揮霍了9000億人民幣，是國家支付衛生事業經費1800億人民幣的五倍，是中央財政教育支出1100億人民幣的八倍。「公僕」，這個不到全國人口4%的羣體，消耗了全民財政收入的30%。而這種成本，德國是財政收入的2.7%，埃及是3.1%，印度是6.3%，加拿大是7.1%，俄羅斯是7.6%。 對此，辛灝年最近在講演中比喻得很形象，他說：「腐敗就是有權有勢的人發財，無權無勢的老百姓受苦，一鍋飯就這麼多，你百分之零點幾的人吃了我大半鍋飯，留一口飯給我十三億人民分。」 供養着中共這麼大的血吸鬼，要讓中國的百姓如何喘息。也難怪重慶彭水山區的三萬師生中午沒有飯吃，濰坊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交不起學費的農民兒子王志強三年哭瞎了雙眼，而瀋陽那對老夫妻則只剩下跳樓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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