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主要的觀點是把中國人很少獲獎的原因，歸結於中國的教育不發達和教育體制問題。

比如，日本面積爲中國的1/25，一個日本人生產值相當於33個國人，日本文盲率爲零，接受小學，初中教育100%，受過大學教育人數佔總人口的48%。日本有12位諾獎獲得者，中國教育整體相當於日本1920年的水平。

900年曆史的牛津大學，培養了7個國家的11位國王、6位英國國王、47位諾貝爾獎得主、53位總統和首相、12位聖人、86位大主教及18位紅衣主教，影響着整個世界。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週刊近日公佈2011至2012年度全球排行榜。加州理工學院榮登榜首，哈佛和斯坦福並列第二。加州理工學院2010至2011年在校本科生不足1000人，研究生1200餘人。創建於1891年的加州理工學校產生過31名諾貝爾獎得主。

但是，中國教育體制和教育存在問題的背後不僅僅是教育問題。北大和清華，中國最著名的兩所高等學府，在1949年後的命運，是六十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的縮影。梁啓超當年以「寬厚猶大地之博，無所不載」詮釋「厚德載物」，其實就是學術思想的多元化。校園一旦失去「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就失去了教育的根本。

現在的清華北大以及其它中國的高校，一方面政治掛帥，意識形態一元化，以政治正確壓抑學術自由，以共性消滅個性，培養「馴服工具」，「又紅又專」取代「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另一方面，道德缺失造成人性扭曲，金錢至上，商業氣氛瀰漫校園，一切以功利爲目的，在功利性技術思維之下，不再湧現學術大師，很難培養出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1949年後，中國科學家難道就沒有機會獲得諾貝爾獎嗎？也不是。1960年，中國科學家研製出人工合成胰島素，當時在國外也是最先進的，但中共當局當時強調集體成績，絕對不能提個人，但集體是誰？又不能讓集體拿諾貝爾獎。

造成現行中國教育體制現狀的原因是其背後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美籍華裔科學家錢永健說：「我在美國出生成長，不太會說中文。我是美國科學家，這一點很確定。我不是中國科學家。血統出身並不能決定一個人的身份，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出於一個開放的社會，自由的環境是培育科學家的必要條件。」

專制體制下，不僅科學家的創造力被遏殺，科學家的靈魂和道德也常常被吞噬。比如，中國作家的賄賂一直在敲諾貝爾獎大門。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說：「賄賂的事情多極了！你不知道我每個月收到多少封信！中國作家要我給他們弄到一個諾貝爾文學獎。他們說：獎金我不要，錢可以送給你的。有人要我幫助他們得那個諾貝爾文學獎。有的說，把整個獎金讓給我，他們只要名。」

與之形成對比的有另外一個例子：1998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美籍華裔科學家崔琦出生在河南農村，是家裏的獨子，10歲到香港去讀書，這一走成了他與父母的永別，父母在後來的大饑荒裏都活活餓死了。央視記者問崔琦：「如果那時媽媽沒有送你出去讀書，你如今會怎樣？」記者以爲他會講教育改變命運，講感謝媽媽的話語。崔琦卻說：「我寧願從未離開過河南，我寧願媽媽沒有送我出來，因爲家裏有個兒子情況會大不一樣，如果我留在農村，或許我一直不識字，父母也許不會餓死了。」

有人說，原來我一直以爲中國的科學家拿不了諾貝爾的各種獎項是因爲經濟實力問題，現在我明白了，是制度問題。49年以前我們的科學家可能拿到，而現在，中國出名的科學家都是黨棍，與科學無關，他們要是獲得諾貝爾獎，那就是對科學的侮辱及褻瀆。

一個連諾貝爾官網都打不開的國度卻幻想得諾貝爾獎，確實是個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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