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大逃港」催生一个恐怖职业:拉尸佬(图)
2024年2月6日发表
一名不愿遣返中国内地而从卡车上跳下的逃港者,摄于1962年。(公有领域) |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金欣综合报导)2019年反送终运动及2020年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这个昔日的自由港,已经逐渐变成了与中国内陆城市无差别的普通城市,曾经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逐渐衰退,外界已经把香港称作「世界金融中心遗址」,随之而来的是,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移民潮。
据BBC2023年8月报导指出,从2020年7月至2023年8月,三年间,机场的香港居民净离港数字高达53万人,这段期间中小学生净减少人数也增加逾10倍。而单以英国自推出BNO计划至今,已有近17万港人申请。
香港爆发的这一波移民潮,令独立时评人、作家蔡慎坤回忆起几十年前从中国逃亡到香港的「大逃港」,在香港又称为偷渡潮,是指在1950年代至中国改革开放前,大量中国民众尝试偷渡至英属香港之现象。
2月3日,蔡慎坤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香港正在改变,变成一个类似于内地的任何一座城市。但是几十年前,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在内地人看来,这是一个「自由世界」。
他回忆说,「1949年中共新政权建立,许多人无法忍受饥饿和贫困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的威胁下,冒著生命危险,强渡或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这个被英国殖民的『自由世界』,而且30多年间从未停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轮到港人逃离了」。
1949年中共在窃国之后,连续在中国发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政治整人运动,大量仍留在中国的资本家、地主、富农、以至于曾经在中华民国政府任职、以及曾经参加过国民军的退伍军人及其家属,都受到中共的清算、批斗、酷刑迫害,许多人死于残忍的酷刑折磨,导致南方尤其是广东、福建一带许多被列为迫害对象的所谓「黑五类」民众,以及文革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等,在边境封锁后通过各种方式逃离大陆,逃亡香港。逃港者除了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运动,也有很多是盼望逃出饥饿和高压生活的普通民众。
自1951年中英封锁边界开始,共出现四次大规模的偷渡,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人民公社化期间;第二次是1961年开始,至三年大饥荒后1962年;第三次是1972年;第四次是1979年。逃港潮也促使并强化了英属香港的反共意识形态。
逃港者通常利用水路或陆路逃往香港。大量人员在偷渡过程中被鲨鱼咬死、游泳气力不足淹死、跳火车时摔死,更多的是在偷渡过程中被中共边境军队开枪射死。
蔡慎坤表示,「与香港紧邻的深圳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对外开放,罗湖区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庆典开头很寻常,到了港商致辞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站在台上的董事长,念了一半欢迎词,捧著演讲稿嚎啕大哭。台下一片寂静,人们望著这个失态的港商。港商稍微停顿了片刻,用脚蹬了蹬铺著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著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背著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
蔡慎坤在帖文中指出,「当年深圳对偷渡者的打击异常严厉,凡是没有合法手续前往香港,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会有牢狱之灾。而边防部队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树林里。」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潮,在当年还催生了一个职业——『拉尸佬』。逃港最鼎盛时期,深圳活跃著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媒体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说,最多的一天,他从公社领到了750元。」
资料图片:2014年5月,一座刻有「越山越水越界 越海英魂永垂」的石碑在香港吉澳岛立起。(黄东汉提供/大纪元) |
据维基百科资料显示,由广东省偷渡至香港的人数超过二百万人。香港人口由1950年的220万以每十年100万的速度增长,为香港在1970年代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香港人口在1980年上升到大约500万。逃亡成功的大陆公民获得了香港身份证,他们都成为了香港的廉价劳动力,对于香港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作出了巨大贡献。
蔡慎坤指出,「有人做过统计,在香港回归时排名前100位的富豪,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包括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都是逃港潮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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