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
麗君編譯報導）根據《《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記者張菲比（Phoebe Zhang）於2026年8月6日發自深圳的報導指出，一名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長期熱愛中國文化並積極協助中共官方「講好中國故事」的美國青年，原本被視為北京對外展示友好形象的典型案例，卻最終陷入北京民族主義浪潮與政治猜疑之中。從受到官方接待、參與文化推廣，到遭遇網路攻擊、被質疑甚至被扣上「間諜」標籤，這段「親華之旅」最終演變成一場令人震驚的反轉。
這起事件揭露出中共對外宣傳策略中的深層矛盾：北京長期希望透過外國友人、留學生及文化交流人士，塑造一個開放、自信且具有吸引力的中共國形象；然而，在高度政治化的輿論環境下，外國人士即使積極表達友好，也可能因身分、言論或立場被重新審視，甚至成為民族主義情緒宣洩的目標。
換言之，中共試圖打造的是一個由外國人證明「中共值得信任」的敘事，但其自身建立的政治氛圍，卻可能讓最願意接近中共國的人，也難以真正獲得信任與安全。這場「愛華樣板」的崩塌，不僅是一名外國人的個人遭遇，更折射出中共國對外形象工程與國內政治現實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
從官媒寵兒到輿論風暴中心：短短兩個月的急轉直下
現年24歲的美國青年愛德華・庫珀曼（Edward Kuperman），中文名取為「顧愛華」，寓意「熱愛中國」。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始於國中時期的中文課，17歲時曾赴江蘇蘇州擔任交換學生，返美後仍持續學習中文。與許多選擇留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西方人士不同，庫珀曼選擇前往甘肅敦煌這座沙漠綠洲，加入「敦煌文化國際傳播中心」（DCICC），擔任實習主播，試圖透過文化交流向外界介紹中共國。
2026年6月18日，中共官媒新華社曾特別刊文介紹庫珀曼，將他塑造成新一代「中國通」代表。報導以溫情敘事描繪他在敦煌的生活，並引用他的說法，稱敦煌是「觀察中國、理解中國和講好中國故事的獨特入口」。在新華社報導的一則花絮中，庫珀曼曾花費數小時協助荷蘭遊客尋找遺失的背包，並表示「在中共國，東西是不會丟的」，這類符合官方敘事期待的故事，也成為北京展示社會友善形象的一部分。
然而，這個由官方媒體塑造的「中共國友好使者」形象，僅維持了短短數週。2026年7月，當庫珀曼獲當地政府運營的「敦煌融媒體中心」正式錄用，成為三名新進員工中的唯一外籍人士後，網路輿論迅速轉向。曾經被官媒用來證明中共開放與包容的外國青年，轉眼間卻成為部分網民質疑與攻擊的對象。
這種急劇轉變本身，正凸顯出中共對外宣傳敘事與中共社會輿論環境之間的矛盾：當外國人符合「講好中共國故事」的期待時，他們可以成為宣傳樣板；但當其身分引發民族主義疑慮時，同一個人也可能迅速被重新定義。
失業焦慮下的高薪疑雲與「全民反間諜」式猜疑
爭議的導火線，源於網路流傳庫珀曼年薪高達90萬元人民幣（約13.3萬美元）的說法。雖然這項數字尚未獲得官方證實，但在中共國青年就業壓力持續升高、民眾對收入差距與公共資源分配日益敏感的背景下，相關傳言迅速引發強烈反彈。不少網民質疑，政府是否以公共資源給予外國人士特殊待遇，並將對經濟困境與社會不公平的不滿投射到庫珀曼身上。
隨著爭議升溫，部分民族主義網民開始對庫珀曼進行「肉搜」，翻查其過往經歷。他曾在國立臺灣大學學習中文，也曾於美國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的「聯盟防衛臺灣」（Alliance Defending Taiwan）相關計畫中擔任實習生。這些原本屬於正常的學術交流與職涯經歷，在中共近年強調「國家安全」與「反間諜」宣傳的環境下，卻被部分人士重新解讀，甚至被貼上「美國間諜」等政治標籤。
這場風波也引起中共國輿論人物胡錫進的關注。這位《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表示，受聘於中共國機構的外國人士往往具有「複雜經歷」，並指出部分網民之所以提出間諜質疑，背後其實與對其薪資待遇的不滿有關。相關言論進一步凸顯出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在高度敏感的政治環境中，經濟不滿、民族情緒與安全疑慮，往往會迅速交織在一起，使一名原本被官方塑造為「中共友好使者」的外國青年，轉眼成為輿論攻擊焦點。
大外宣樣板崩塌：官方敘事與民族主義反噬
儘管庫珀曼多次澄清，他對東亞與中國文化的興趣主要源於文化交流，而非政治立場，但在持續升高的輿論壓力下，他最終選擇放棄相關職位。中央電視台（CCTV）於8月初報導確認庫珀曼已離開該職務；地方當局隨後澄清，外界流傳的90萬元人民幣年薪並不屬實，實際薪酬約為33萬元人民幣，並表示將對招聘程序展開調查。
這場風波暴露出中共對外宣傳模式中的深層矛盾：
第一，「講好中共國故事」與真實社會環境之間存在落差。
中共長期投入大量資源推動海外宣傳，希望透過外國人士、文化交流與個人故事，塑造開放、自信與友善的中共國形象。然而，當外國人士不再只是符合官方期待的正面符號，而成為社會焦慮與政治猜疑的對象時，這套形象工程便迅速暴露出脆弱性。
第二，民族主義動員可能反過來限制自身的對外交流。
中共長期強調國家安全、外部威脅與民族復興敘事，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社會對外部因素的敏感度。當這種政治情緒與經濟壓力、收入差距等現實不滿交織時，即使是曾被官方宣傳為「中共友好人士」的外國人，也可能成為質疑與攻擊的目標。
第三，事件凸顯地方治理與公信力危機。
面對輿論反彈，地方政府迅速調整說法、強調薪酬問題並啟動調查，反映出行政體系在政治風險面前優先考量維穩與輿情控制。與此同時，部分民眾對外國人待遇的敏感反應，也折射出中共國青年在就業壓力與經濟不確定性下累積的社會焦慮。
庫珀曼原本帶著對敦煌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真誠興趣而來，希望成為連接中西方的文化橋樑，甚至一度被官方媒體塑造成「講好中共國故事」的理想樣板。然而，他最終卻在官方宣傳需求、民族主義情緒與政治猜疑交織之下，被迫離開自己曾經嚮往的土地。
這場事件最諷刺之處在於：中共希望世界看到的是一個開放、自信、值得親近的中共國，但當一名外國人真正走近中共國、進入中共國社會並成為公眾人物時，他面對的卻是一套高度敏感、容易將外部因素政治化的環境。
一個政權若需要外國人替自己證明友善與開放，卻又無法保障這些外國人在政治風向轉變時免於猜疑與攻擊，那麼問題就不在於個別人士是否「愛中共國」，而在於這套制度是否真正相信自由交流的價值。
庫珀曼的遭遇，或許不是一名外國人的個人挫折，而是一面鏡子：它映照出中共對外塑造的開放形象，與中共國內部政治現實之間難以掩飾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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