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太子黨的形成，也不是朝夕之果。筆者當了四十多年教師，長期執教於高幹子女學校，今天橫行於海內外的若干太子、公主，正是昔日受我「教誨」之高徒！我現已退休，移居紐約，得以撫今追昔，對太子黨的成長和形成的過程，做一簡略分析。

一、優越感浸入骨髓

中共首腦居延安時，重要幹部多去外地「開闢根據地」，爲安置其後方子女，便成立了「延安保育院」，雖有一些特殊待遇，但總的說來，並不富裕，老百姓也無多少怨言。至於像毛澤東之子毛岸英，劉少奇之女劉允若、劉愛琴等人跳出戰爭環境，赴蘇聯留學，當然不是一般高幹可以沾邊的。但一因人數不多，二因趕上蘇德戰爭，寶貝兒們反而吃了不少苦頭，有的還被關進希特勒之集中營，所以也沒有造成消極影響。

待中共佔據大陸，定都北平，情況產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北平，按兩條渠道成立了幹部子弟學校。一條是地方幹部子女進的；像景山小學、育英中學（並非原來燈市口的美國教會辦的那所育英中學，該校改稱第二十五中），劉少奇同王光美生的孩子都在那裏上學。另一類是部隊的。最知名的兩所部隊高幹子女寄宿制學校是北京十一學校和北京八一學校；前者隸屬中央軍委，後者隸屬華北軍區。朱德、蕭華等人的子女都在「十一」（中共建國日）；葉劍英的小女兒（生於一九五零年）開始在「十一」，只在初中上了一年，但因其父不同意男女同班，便於次年轉入男女分班的「八一」去了。

八一學校位於北京海淀，原是一座清朝的王府，其中女生宿舍的居處假山嶙峋，流水環繞，亭臺樓榭，書棟雕樑，人們認爲是「紅樓夢」中所寫的大觀園，並不確實。但大觀園只是紙上美景，而「八一」確實是公子哥兒、姐兒的實實在在的人間天堂。假如說「八一」還算是對清朝舊址的利用，那麼「十一」就不同了。中央軍委在北京西郊軍事區（舊稱「新北京」）平地起仙境，依最新設計，創建了這所學校。當時北京人口爆炸式增加，城建部門規定不得蓋平房，以節省佔地。「十一」校長乃「十大元帥」之一的羅榮桓之妻，她親自找到市長彭真說：「你不叫建平房，可你知道孩子們都小，上下樓梯摔着了，你要負責！」彭真聽了，還能不給元帥夫人面子，慨然破例。教室爲「工」形平房，兩側有門。外側花磚鋪地，綠樹成蔭，供晴天時孩子們出來玩耍；內側是封閉式走廊，一端通宿舍，一端通飯廳，可以避開日曬風吹雨淋。學生起床後，將換洗的衣服一扔，由生活老師（實則是高級褓姆）送入洗衣房。不知怎麼回事，洗衣設備全是當時被視爲「頭號敵人」的美國製造的！

這些條件，在今天看來並不足爲奇。而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不知有多少人餓死的情況下，就不能不說他們已經走上脫離羣衆、背叛人民的道路了。孩子本無罪，但「墨悲絲染」，大人變成了新貴族，環境也貴族化了，他們的優越感的日益加深、侵入骨髓，自然也是無可避免的了。

班主任有權批閱學生日記，下面便是幾則日記原文：「每次同爸、媽去翠微路商場買東西，我總願意在爸爸小轎車邊多站一會兒，讓行路人多看我幾眼。」「老師算什麼？還不如爸爸的警衛員官大！」「老師來家訪問，爸爸挺客氣。實際上，老師和我爸爸相比，只不過是螞蟻和大象的關係。」從小有了這樣的思想，長大了他去給人民當「公僕」豈非天方夜譚！

二、狂暴性隨機點燃

單有優越感，還不致殺人放火。但是優越感中本有爲虐的火種，一經點燃，便成了狂暴性，殺人放火便會成爲小菜一碟。果然，契機真的到來了，點火人也到了。這契機便是文化大革命，這點火人便是毛澤東。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初期，本來有個「十六條」，其中還沒提到紅衛兵，並曾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但到了八月十八日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時，毛澤東問獻花的女紅衛兵的姓名，回答說：「我叫宋彬彬。」毛又問清是「文質彬彬」的「彬」後，說了一句：「要武嗎！」這個紅衛兵便改名爲「宋要武」，隨之而生的正是全國一片打砸搶之風，草菅人命之風！紅衛兵以「紅五類」組成，而「紅五類」之首乃爲「幹部子弟」，幹部子弟之首又是軍隊高幹子弟，這樣一來，「十一」的紅衛兵便自奉爲「紅衛兵之首」，而其它學校的紅衛兵在集會中見到帶有「北京十一學校」徽章的，便像伊索寓言中說到的青蛙遇見水牛一樣，給予特殊的禮遇。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信條，在他們心中是堅如磐石的。有意思的是這對聯的橫批，開始是「基本如此」，後來乾脆改成「絕對如此」了。思想的荒唐導致行動的狂暴，假如說，火燒英國大使館的事件爲周恩來壓住未致擴大的話，那麼殺人如麻則是毫不誇張的實情實景了。下面就是當時我同我所教的一個男生的談話情況：

「老師！你當過兵，可曾打死過人？」

「沒有。我當兵之後沒仗可打了，才轉業教你們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個。」

他剛十五歲（我教的那個班都是十五、六歲），手裏提着一條渾圓的皮鞭，已經被血漬浸成烏黑色。他說話時是那麼悠閒自在，哪裏像殺人不眨眼的魔鬼？接着他向我描述了這樣的場面：王府井旁邊有一座天主教堂，紅衛兵先將十幾個修女遞解出境（當時「人民日報」曾作爲紅衛兵的壯舉加以報導），後來便住在那裏。教堂裏儲存有罐頭食品，吃飯自然不成問題。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問：「誰是資產階級？」然後根據提名把這些「資產階級」帶入教堂，一帶便是一家人。一家進去，立即被紅衛兵分光。三個紅衛兵揪一個，先將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時動手，皮鞭齊下，有專人拿着秒表計時，看各組打死人都用了多長時間，當然用的時間最少的是「冠軍」。令我震驚的是：獲「冠軍」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幾個女生。

宋彬彬是我平時喜歡的女孩子，她靦腆、嬌小、作業認真、字體清秀，考試成績也在班裏數一數二。而現在，她居然能用皮鞭連續「作業」，數不清的「冠軍」，連眼前這個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變化，令人難料；毛澤東之「神力」，也確非虛傳。十幾歲的女孩子以殺人爲愉悅，我至今不敢多想。更不知我一絲不苟地給他(她)們上課，換得這樣結果，我的心血是不是該花費？這只是大海之一滴而已。「解放軍報」發表評論，說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好得很！絕非糟得很！」接着又是來自中央的「除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號召，打、砸、搶、殺的烈火燃遍全國。不能忘記這批幹部子女，特別是像「十一」、「八一」這類學校的紅衛兵，即軍隊高幹子女，是功高蓋世的！

三、悶棍下學到狡黠

爲了將北京以外各地的階級鬥爭蓋子掀開，紅衛兵「肩負」起了一項重責：去全國各地「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大、中學生，甚至部分小學生，也帶上紅衛兵袖章，或進京當「毛主席的客人」，或朝拜「革命聖地」井岡山、延安、瑞金等地，一場史無前例的「長征大串聯」就這樣崛起了。對一般紅衛兵說來，大串聯只不過是功課丟在一邊，到各處「白相白相」，大遊覽一番；而這些幹部子女因爲肩負「重任」，自命不凡，又要高踞其他紅衛兵之上，便真的有了不凡的經歷。

「十一」的幾個紅衛兵突然走進教導處辦公室給飛機場打電話：「是機場嗎？有去烏魯木齊的班機嗎？我們搭乘一下....我們是十一學校的紅衛兵，新疆的階級鬥爭蓋子還沒揭開，我們要見王恩茂....好吧，明天早上讓飛機等我們。」他們打完電話出去了，我們幾個老師卻驚呆了：「搭乘」者，不花一分錢白坐飛機也！王恩茂者，集新疆黨權、政權、軍權、建設兵團權於一身之大吏也！還有，飛機要等他們去了再開！這幾點作爲，當老師的做夢也不敢想，而在學生身上都成了活生生的現實，真可謂「青出於藍」了。

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這樣的事，只有像十一學校的紅衛兵才想得到，因爲他們的父母是高幹，使他們有這個境界，有這個知識，有這個「氣魄」；而幾十年後的今天也證實：正是靠這個境界、知識、「氣魄」，才能夠視江澤民的話爲放屁，視公檢法如草介，無法無天，我行我素。

但就在這批紅衛兵一步登天、不能自己之時，霹靂一聲，受到了命運的捉弄。此時毛的眼中釘劉少奇等已被打倒，紅衛兵已失去利用價值；相反的，紅衛兵內部展開血肉搏鬥，經濟癱瘓，全國大亂，成爲????毛炒韭菜----亂七八糟，影響了毛的統治基礎和生存基礎。毛輕輕說了一句:「現在該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其時，各單位都實行了軍管和軍訓，野戰軍的小兵們(最大是個連長)奪了各部門的權。更出乎這批紅衛兵意料之外的是：由於他們的父母都是軍隊首腦機關的頭頭，此時也被打成「資產階級軍內代理人」、「劉少奇伸向軍內的黑手」，自殺的自殺，挨鬥的挨鬥，送幹校的去勞改。後院起火，厄運輪到了紅衛兵自己，這批高幹子女讓曾被他們「誓死保衛」的毛澤東一悶棍打了個懵頭轉向，像韓愈古詩中形容的那樣：「失勢一落千丈強。」

餓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早從父輩那裏得到祕傳：這是「運動」，「運動」過去，你還是你，我還是我。要善於「韜晦」，要能「硬着頭皮頂住」。比其父輩早熟得多，也幸運得多，他們不到二十歲，便把他們父輩一生從中共內鬥中獲得的經驗教訓學到了。待再過二十幾年，他們四、五十歲時，當然更「好漢」了：情婦成羣，賄金盈庫，口中念着：「我學孔繁森！」心中惦着:「好個王寶森！」

四、分化中愈見風流

事情總是畫着圈兒走的，當他們的父母住夠了「牛棚」坐夠了「噴氣式」之後，毛澤東發現：舍掉這批人，誰來充當爪牙？好在「人嘴兩張皮」毛又輕輕說了話：過去把他們拉下馬是對的，現在把他們扶上馬也是必要的。於是他們的父母陸續被「解放」。只是正遇上知識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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