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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讯】江泽民对新闻出版业的控制已经山穷水尽 一九九七年隶属体改委的改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官场秘藉”，当时并没有特别的反响，但一位中共老干部读后，认为是对中共现有的政治体制诬蔑攻击，经过其特殊的管道上书今上江泽民。江泽民借题发挥，在一次政治局常委讨论目前出版业现状的时候，出示了这位老干部的上书，表示对改革出版社出版“官场秘藉”感到十分震惊；他并对国家新闻总署的负责人说：我就不信买卖书号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如果这个问题还不能解决，还要你们新闻出版署干什么？ 有江泽民这句话，在今年的新春前夕，新闻出版署立马把新闻出版界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举行会议，除了传达江泽民的讲话精神，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和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到会讲话，会议指出大陆出版界在党史、军史、国史方面经常出问题，并屡屡在外交和敏感的政治话题方面发生犯规现象。并提到，现在不少出版社手上有一批涉及百年历史回顾的题材，重申必须遵照中共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允许自由发挥。到会的领导人再三强调，绝对不容许鼓吹多元化、私有化，因为江泽民把鼓吹多元化视为危及党和国家前途的大逆不道；同时还提出要“强化阵地意识”，要求出版业的各级领导人“守土有责”，把能否落实上级的要求与自身的生存联系起来。此后一系列的整肃新闻出版界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动作，即由此而来。 “思想有自由，写作无禁区，出版有纪律，党要讲政治”，这是中共控制出版业的新戒条。据业内人士介绍，与过去不同，如今撰写犯忌作品的作者个人一般不大受到追究，因为思想和创作的自由实在已经无法控制，当局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对出版者的控制上面，而对出版社的控制如今也已经退到最后一条防线，即控制组织人事大权。目前，对违规出版社的惩处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是黄牌警告----实行停业整顿，第三次是从社长、总编到普通员工全体解职，连出版机构本身也全部解散。 新闻出版署的负责人对旗下的各出版社负责人打招呼说，过去在处理买卖书号问题时，还是比较着重体恤大家的实际困难，现在江泽民发话了，我们自己的饭碗都将不保，顾不过来你们那么多了，“原来是杀鸡敬猴，现在是有鸡杀鸡，有猴杀猴”。改革出版社和炎黄春秋出版社等十五家出版机构，就是在江泽民的指示下、按照上述新戒条遭到解散和停业整顿惩处的，出版“官场秘藉”的书商还被逮捕入狱，正面临着“煽动罪”的起诉和判刑。业内人士担忧，象近年来比较活跃的“草原部落”等出版商的命运，也将是凶多吉少。 行家们认为，过去还在处理一个出版社或一个具体的案例时，通常还要寻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现在则是赤裸裸的把体现最高领导人好恶的片言只语作为处罚的依据，新闻总署在处罚那些“违规”出版社的时候往往说，我没有什么理由好解释的，你也用不着申辩，反正是老板不喜欢你们出的东西。这里的老板即指江泽民也。龚心瀚向出版界的负责人交代，要向（江泽民）老板负责！（上海当局更是肉麻地宣称“我们上海要为泽民同志分忧”）不能辜负江泽民的“重托”。这是丁关根“专业”技巧的又一次体现。 早些时候，中共为了加入WTO曾拟定了一个所谓“三五八方案”，准备三年内向民间资本开放出版市场，但是从时下以传统方式整肃出版界的力度加大的趋势看，这个方案已经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中共最近提出的所谓“两个市场论”，即在扩大经济和物质商品市场开放的同时，根据党国的国情加强对精神产品市场的管理，严禁民间资本涉足新闻出版业，并作出规定：凡因逐出已有民间资本造成的空缺和亏损，将有国营资产来替补。新闻出版署春节前夕的那次会议还强调，在因应加入WTO的对策方面，除了发展报业集团和在一些要扶持的媒体进行政策试点，还要加强和健全出版业管理方面的法制，对涉及重大题材和敏感政治问题都必须事先报审，同时还要求各省仿效中央建立审读机制和审读队伍，加强对印刷企业实行“印书（许可）证”制度，加强对违规者惩处的力度。 纵观大陆共产国在新闻出版业上出现的反复，一方面体现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彻底瓦解，它不得不采用近似黑社会的手法来进行管理，不问是非理由，唯权力是从，象“有鸡杀鸡，有猴杀猴”这样赶尽杀绝的做法，甚至连黑社会都不如了，可见今日中共已堕落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自八九年以来中国大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明显得比前十年要紧，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新闻出版从业人员下海的下海、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一片凋零，然而在中共“主旋律”的高压之下，民间文化出版界仍然找到夹缝，拱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出现了江泽民所抱怨的：这么多年连一个买卖书号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奇观。即便目前大陆的出版业的确存在着低俗商业文化泛滥等种种弊端，中共继续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传统控制，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目前对新闻出版业的整肃，有什么关闭出版社、逮捕出版商等具体成效的话，那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回光返照。 封不住的互联网推动“政治性谣言”泛滥 日前，丁关根要求关闭人民日报网站“强国论坛”以外所有的大陆网站中文论坛。他在七月十六日参观中国青少年计算机信息服务网时强调，要运用网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此同时，中宣部日前向各级政府下达文件，要求各地党政部门开展清查“政治性谣言”的行动。毫无疑问，北京的这一举措旨在增加对社会思想舆论控制的力度。 分析丁氏此举的原因，首先是中共政治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十分敏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成克杰贪污被判死刑，既反映出中共反腐败口号的破产，江泽民当政的这些年不但腐败没有得到遏止，相反腐败的规模越来越大，性质越来越严重，涉案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但是中共的处理却还是政治权力斗争重于制度改革建设的漩涡里无法自拔，陈希同贪污腐败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成克杰却只判十六年徒刑，反映出中共维护既得利益超过了反腐败的决心和毅力。 另一方面，在今年北戴河会议前夕，江泽民在对内事务上因为镇压法轮功，导致中国人权状况的急剧恶化，引起海内外的一片抗议声浪，而法轮功不屈不饶的抗争，使的它与中共正在进行的这嘲圣战”中积聚了更多的资源。在对外事务上，因为密使案件的曝光，令江泽民在统一问题上腹背受压，一方面因为要对这些年来的对台政策失败负责，他的核心决策地位受到了挑战，社会舆论已经把他视为李登辉的“同路人”，另一方面，台湾新政府表现了比李登辉更多的善意，北京却迟迟无法给予正面的回应，这使人感到，江泽民该坚持的时候“出卖”了民族利益，而在该妥协的时候，却总是演“过头戏”，凸现出他政治上的摇摆和幼稚。 其次，这也是中共专制权力的本质使然，中共手里捏了一把制造“思想太监”的刀。据中南海向来所有的癖好，就是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江泽民为首的“三个代表”保持高度的一致，也叫一元化。大陆著名青年思想理论家吴稼祥最近指出，在中共国这样一个大国，十二亿人口各有各的需要，最简单的管理是把大家所有别的需要都砍掉，让大家只有一个需要。所以要把所有的自由思想家统统阉割掉，这就是我们国家存在的一种割韭菜倾向，你刘军宁、何清涟想自由思想，老子就把你割了，就象把一届一届的思想家变成没有生殖能力的思想的太监。就象每一代青年人总是要独立思想一样，江泽民、丁关根之流总是要想方设法把思想家和知识分子阉割了，钳制人民的言论。 中南海试图在暴风雨来临之际，先行封杀各种社会舆论监督，就象小偷行窃的时候，先把灯关上一样。然而，封杀充满活力的国际互联网，追查所谓的政治谣言，让人民感到与文革后期四人帮垂死挣扎的种种举措，何其相似也！难道中国的历史就无法摆脱这种恶性的循环，果真如此，中国虽曾经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我们可能将成为亚洲最后一个民主国。 反腐电影“生死抉择”欺世盗名 中共国正在有组织地观映以肃贪为主题的电影“生死抉择”，这是根据张平的小说“抉择”改编的，讲述中国大陆北方某省会市长李高成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发现其四弟、妻子竟接受贿赂，和腐败同流合污；而一手提拔他的省委副书记居然为之护驾，李高成面临痛苦、沈重的抉择。广东的父母官李长春称赞这是一部“反映我党坚决与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好影片”，特别要求广东省地级以上官员必须偕同配偶观看。 在腐败日益猖獗的共产中国，能够有以反腐败为题材的作品问世，这其中多少有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但是它的实际作用却备受怀疑。从当局采用组织手段放映这部影片的情形来看，中共所谓的“反腐败”还是在政治思想挂帅的传统漩涡里无法自拔。李长春下令官僚的配偶家属一起观看，显然就成了一种用形式主义欺骗舆论的造势表演。 如果讲，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社会开放后并发出来的种种腐败现象，中共当局缺少应对的办法，不得不依靠传统政治的机制来敷衍搪塞；现在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南海决策者对于腐败理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而且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对抑制腐败早已经有许多卓有成效的措施，象举世公认的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开放舆论实行社会监督等等。但是，就是在中共当权者一边大声疾呼再腐败下去要“亡党亡国”的同时，一边却拒绝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把倡导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甚至把组织民间反腐败组织的安均等人投入监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整肃何清涟等揭露腐败的知识分子。就象江泽民曾经誓言“依法治国”，如今却代之以“三讲”和“三个代表”，采用传统的道德说教来反腐败，更显示了它的落伍和倒行逆施。 据北京圈内人士披露，在厦门远华案被揭露以后，党内外舆论要求追究原福建省负责人、现任政治局委员贾庆林领导责任的时候，江泽民不但公开与贾庆林一起亮相，而且在私下讲，我保得了温家宝，也就保得了贾庆林。其实，温家宝虽然在八九年因为是赵紫阳当政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受到种种压力，但是他因为受到元老邓小平和宋平的赏识，更重要是他务实干练的工作作风，在现今的中南海班子中无出其右，江泽民根本就是离不开他，岂是贾庆林之辈可以同日而语？！何以同样是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因为腐败被打翻在地，贾庆林却可以照样“稳坐钓鱼台”，其中的奥秘是：陈希同是挑战江泽民权威的政治对手，贾庆林则是江泽民的心腹死党，这也就是中共所谓“坚决与腐败现象作斗争”真实含义。 所以，中南海当权者现在是一批既得利益的特权阶级，也被称作是当今中共国的“腐败联盟”，他们嘴上面说“反腐败”，甚至还抓出几个贪官来装模作样地“打老虎”，在二十年前可以说他们是自欺欺人，在今天却完全是欺世盗名、愚弄人民了。有江泽民、李长春这样的骗来骗去秀，党国能不腐败越反越严重吗？！ “密使”案曝光令江泽民尴尬 江泽民与李登辉的密使往来被曝光以后，在台海两岸和国际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其实，大多数搞政治的人都是在舞台上演一套，在实际运作中却另作一套，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尤其发展到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更盛行这种做派，看来江泽民、李登辉也无例外，在“打”得不可开交的表面现象背后，却有着北京与白宫更加畅通的秘密热线。如今他们的“密使”技俩被揭密以后，对他们各自的历史政治地位及两岸关系的演变，都将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如果讲，两岸的当权者一直在相互竞争的话，在这次密使风波中，李登辉成了一个大赢家，不管你是将他视为居心叵测的奸雄，还是开启台湾新时代的“民主先生”，在他当政期间，处理两岸关系变化多端的手腕，再次让外界跌破了眼镜；而且，从这次被揭密的客观效应看，使他个人在卸任总统以后的政治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相反，在各种场合擅长作秀的江泽民却被泄漏了天机，鬼使神差把这场关键的重头戏给演砸了，反而弄巧成拙地收不了场，如今不但失了面子而且还丢了里子，弄得里外不是人，这可以算是他上台十年来最惨重的失败。 台湾人也有“被蒙在鼓里”的感觉，但是因为李登辉是赢家，台湾人不会有大陆人民那种被出卖被欺骗的感受。何况，台湾的政治架构似乎对此还有补救的办法，特别是从舆论和民意代表的表现来看，台湾在发展民主政治的建设中，密使案的曝光对于完善各项监督机制会产生积极的正面意义，而现任新政府无须承担这一案件的政治责任，相反可以继承其中得出的政治成果，这是李登辉胜出江泽民一筹的地方。 在中共统治的专制集权社会中，当权者在国际内政上搞这种秘密勾当，早已是司空见惯的。象毛泽东向斯大林拱手割让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以“保家卫国”的名义让数十万志愿军官兵奔赴朝鲜战场“抛头颅、洒热血”、为感谢日本侵略拯救中共一笔勾销日本的战争赔款等等，简直是罄竹难书。由于中共垄断了信息的流通，广大民众被剥夺了知情权，难免会把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宣传误信为真，从而在中共的“舆论导向”下，被塑造出一种所谓的“民意”。近年来大陆社会对所谓的“台湾独立”同仇敌忾、一片喊打的声浪，也常被外界误以为“民意”。江泽民以为，只要他牢牢控制住舆论，任何见不得人的勾当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做。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在当今国际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里，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当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以后，就会调转枪口痛斥中南海当权者愚弄人民的祸国行经。 现在，台湾新政府在两岸关系上表示出的和平善意，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球”似乎已经回到了北京半场，正在江泽民穷于应付之际，密使案揭密使得中共国的真实民意开始醒悟：江泽民成了与李登辉“勾搭成奸”的同路人，甚至是出卖共产百姓利益的主要责任者。外界都在期盼北戴河会议为中共的两岸新政策定调，也一直在揣测江泽民的心腹曾庆红的仕途将更上一层楼，如今密使案被曝光，大陆方面的主角是曾庆红、汪道涵，都是江泽民的心腹重臣，在中共高层为十六大人事布局展开角力之际，江泽民这些年对台政策的严重失误，是否会由此成为政治对手追究的把柄？所以北戴河会议的既定议程和程序，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和变数，是很值得观察的。 另一个需要十分警惕的焦点是，人们不能无视“密使外交”在现实政治中的客观功能，在现今两岸关系进展到无比微妙的时候，如果完全废黜“密使”，不但在客观上可能令两岸沟通完全“断线”，江泽民、曾庆红等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地位，就可能铤而走险，比他们的政治对手表现得更加激进----从原来的立场走向另外一极----与军方和强硬派联手，冒天下之大不韪点燃进犯台湾的战火。最近公布的国台办人士更迭，有中共军方背景的要员从幕后直接走到台前，是否是这种趋势的一个预兆？相反，如果江泽民、曾庆红这次能平安过关，则证明他们巩固自己政治权力的努力已经达成目的，东方又出了一个“毛三世”，今后的政局会有更多的“江记”色彩，也许这正是中共政治传统的诡谲之处。 二○○○年九月 --摘自中华评述, 原题为：“江记政治秀有如没头苍蝇 舆论导向全盘失控”(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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