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的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对读者的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者不会再轻易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空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谓一脉流贯。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３）。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４）。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５），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　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６）。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时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那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绩。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１９６５年底的批《海瑞罢官》，进而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五·一六通知”，到８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三本史著或讳莫如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实。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近年来内部发行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公布了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１９６５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又如，“（１９６６）四月二日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７）。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舍去，或删去周最关键的坚决反彭真的政治错失。例如，１９６６年４月２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４月２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８）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人民的好总理”念念不忘民生的亲情。

根据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９）。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１０）。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副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１１）关于周在建立林的副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着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１２）。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４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８日到１５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著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关于周在５月２１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５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１３）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５·１８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１４）。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以此滥觞。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０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１５）。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周的错失在这三本史著中丝毫没有提及。纵观这些中共的党史专家们在上述史著中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盖，使他们竟离这些中共前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都相去甚远。

◇　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为把周恩来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复杂关系说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的斗争，即把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导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盖历史真实。例如，《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１６）如果不做细究，真会认为周早在１９６６年文革初期便与林彪倡导的个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坚决斗争。但只要浏览一下１９６６年７月前后的报刊文献，便会明白其中必有蹊跷——“剪裁”奥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两人。他们所用的词汇，语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日的《人民日报》，便可以发现周在４月３０日“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集会上的讲话”中吹捧毛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１７）５月２１日，周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毛是“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不仅如此，周还用同样的语汇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１８）直至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周还在九大上继续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１９）在短短一百几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个“最”和数个“无限”，“众所公认”，何来“科学，准确，恰当”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实是：周是林当副统帅的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那么，中共党史专家们杜撰的任何“斗争”关系便失去了历史本身的逻辑。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过周直至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九届二中全会后）还向林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在林倒台后又威胁李不准告发。林彪事件后，汪东兴“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颍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一再向汪表示感谢”（２０）——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这个副统帅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也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他可能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才帮毛毁灭了林彪。但这已经是１９７１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作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统的负责人，他绝不会不知道江青作为一个三流演员在上海不光彩的历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鲁迅来赞扬。周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时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至于反动派们为了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湾和香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些材料（就是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写的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２１）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同样一个讲话在《年谱》中竟然变成了如下的记载：“（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周）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余、傅事件’发表讲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要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２２）不错，周在他讲话结束时捎带用百来字照读〈元旦社论〉，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产”，但这和他对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个演说的鲜明的政治主题相比，真可谓是“树木”和“森林”之差。而编撰者却有意一叶障目，误导读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１９６７至１９６８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５·１６兵团”等好几个反周的群众组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尽管文革中江青时时以“女主人”自居，对周这位“老管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嫡系（如清华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２３）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２４）说穿了，“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实际上的帮主。以他的愚忠和圆滑，怎么可能公开与毛去公开“斗争”呢？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于毛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于“四人帮”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磨擦才逐渐增加。尽管如此，周毛之间的联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说：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也有一个正常的认识过程。而一味拔苗助长，移花接木，恐怕只会闹出历史的笑话来。

◇　在群众运动中

在《传》、《年谱》等书中，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也开始引用周当年在群众运动中的讲话记录，可见这些原始记录无论是哪个群众组织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为这是当时人们极度尊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讲话。可是，上述著作对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头去尾，颠倒主次。例如，清华大学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托，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２２日两次去发表近万人大会的演讲煽动起来的。周在两次讲演中都开宗明义地说：“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自然，周在公开点名蒋南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２５），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平反后，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必然会讲一点“党的政策”：诸如“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之类（２６）。但上述史著只辑录周这方面的寥寥数言，而置他绝大多数的“煽风点火”的言论于不顾，甚至造成了一种周去清华是为了保工作组的印象。试问：八月初的清华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风点火（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清华），他又有什么必要去清华保工作组呢？

《传》和《年谱》等书的另一个不吝笔墨之处，是描绘周如何在群众运动的狂澜中讲政策，竭力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然而，连编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的保护绝大多数是执行毛的指示而已。连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２７）另一方面，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这里是一个当年仅１６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１０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２８）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才马后炮式地说几句，才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１，７７２人被活活打死，３３，６９５户被抄家，８５，１９８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２９）

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舟地为刘改检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周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３０）。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传》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最近都在公开的讲演中承认确有此事，但他又暗示，这属于“鸡毛蒜皮的事”（３１），因而无论《传》和《年谱》都毫不提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鸡毛蒜皮的事”是贺龙。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贺龙后，立刻在对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３２）

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务院系统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个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一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３３）。１９６６年９月，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３４）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香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３５）。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贵为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自然，这种周历史上“鸡毛蒜皮的事”，无论《年谱》还是《传》都是决不会提及的。

记得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八十年代在为周文革中种种错失所作的辩解时还有过如下几乎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评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３６）。且不论周当年犯下这些错失时是否“违心”；也不论邓有没有资格代表“人民”说这些事可以用“原谅”两个字轻轻一笔带过；至少邓还承认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陆“周恩来热”中出版的《传》，《年谱》等数百部著作中，读者绝对看不到这个“好多”，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编撰者精心剪裁过的文革中“正确路线代表”的周恩来形象，一个所谓“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新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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