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就应该有一些学术上颇具造诣，道德上堪为楷模的大学问，以及懂得和创造这些大学问的学问家。与纷繁复杂的社会相比，有人说，大学应是一片净土，那些在净土中、象牙塔里做著高雅学术的大学教授们正因为探究著世界的普遍真理，教育著曾被冠以“天之骄子”的中国大学生们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纯净也最受尊敬的人。

然而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那就错了。当你真的步入中国的大学校园，你会发现这里面除了知真向善爱美的学人以外，也有造假邪恶乃至极其丑陋的东西，而那些最应该受到人们尊敬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格也是如此卑下，集中的体现则是学术腐败。

现象之一：七拼八凑编教材 数十年来不换“芯”

《中国新闻周刊》张向东的文章指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已经达到500多种，仅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书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高校教材就有100种之多。其他如：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法学概论、文学原理、大学语文等学科也有相同的情况，一些理科的基础教材也大多如此。

那么，这些教材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记者采访了一位同门师兄，这位师兄硕士毕业五年，已经参与编辑或者主编过5部教材，他向记者透露，一开始还是极其认真，找了大概不下100多本的参考资料，在翻看参考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书的章节、甚至内容都是雷同的，于是他也找到了窍门，后来编教材简直成了套路。他告诉记者，编教材既不要搞研究也不用做调查，更不用钻故纸堆查资料，甚至相关领域的著作和论文也不要多看，只要找来三四本已有的教科书，框架体系上略微变动，章节顺序上稍作调整，材料内容上综合综合，文字叙述上处理处理，一本新的教材便诞生了！不过有时候他也不愿意做这种事，便找来几个学生，给他们定一个大体的框架，让他们具体操作便是了。

中国大学的许多文科教材和理科基础教材，普遍都存在著“严重老化”的问题，目前使用的教材不仅有七八十年代编写的，还有五六十年代编写的。一项对上海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有将近63%的大学生对现有文科教材的陈旧和老化表示抱怨和不满。据目前在校的新闻系学生反映，他们使用的《新闻采访学》是1983年兰鸿文教授编写的，《文学理论》的蓝本还是60年代以群等编写的修订本，至于中国文学史的蓝本还是60年代游国恩等教授编写的。

不仅基础课教材如此，专业课也几乎大同小异。南方某著名大学一位学经济的学生告诉记者，有一天他们上一门专业选修课，一位70多岁的老师走上讲台，摊开一本发黄的讲义，对同学们诚恳地说，这是我1985年写的讲义，这个学科发展很快，我们大家一起边学习边探讨吧。这位学生说第一次听课大概有30多人，第二次也就了10个人，第三次上课5个人都不到了。

如前所述，近年来各种版本的教材层出不穷。但为什么教授们还在使用旧教材呢？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新教材大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抄袭旧教材的，有些教材虽然有了一层“学术前沿”和“最新学术动态”的包装，但实质内容上却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有的老师宁可使用旧教材，即使使用新教材也是当作“靶子”批判的。

问题是，新教材雷同，旧教材又跟不上时代学术发展的步伐，最终受损害的是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受贻害的是中国大学生们。

现象之二：近亲繁殖 学术乱伦

北方某著名高校化学专业取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该专业的学术带头人都成了博士生导师，在招收博士生的过程中，对外来的报考者却一律从严，而本校和本系的报考者则宽松许多。据该大学研究生院主管招生的老师介绍，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况且本校和本系的老师读博士还可以提高本校和本系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业务素质。据介绍，该大学化学系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教师都在该专业读博士，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其他大学当中也极其普遍。

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向记者评说这种现象，“这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犹如医学上的近亲繁殖一样，其结果必然带来中国学术整体水平的下降。不仅如此，硕士导师和自己一起读博士，或者本科同班同学成了自己的博士生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这种学术乱伦，也带来了学术水平的畸形发展。”这位研究人员介绍，在国外发达国家的大学中，这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是绝对禁止的，同一学校的生一般不赞成考自己本校的研究生，但中国各个大学招收的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是本校的学生。

记者不久前参加了四川某重点大学组织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发现四川省以及这所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的科研人员都是由某知名导师培养的，他们的研究领域、学术观点基本趋于一致，有的甚至如出一辙，号称“比较文学的四川学派”，在学术上也一致对外。在此次讨论会上，几乎所有的四川籍学者都积极捍卫这位导师的观点，其众口一辞让与会的国外学者大吃一惊，他们大声疾呼“你们应该学习古希腊的学者，吾爱导师吾更爱真理。”，会下这些国外学者私下对记者说，如果中国学术界都如此，那么中国的学术完了。

文章认为，学术的近亲繁殖，是中国大学学术发展的致命伤，这使得中国大学的“学术”已成为某个圈子的“学术”，严重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以及学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现象之三：扯虎皮 做大旗

记者曾经采访南方某著名高校一位小有名气的学者，该学者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令记者钦佩不已。该学者说自己曾经得到过某某学术泰斗的真传，是他的几大弟子之一。而且曾经与某某学术大师过从甚密，与某某学术名人也是铁哥们儿。所幸记者对学界也略知一二，与该学者所说的某学术大师和学术名人也有所交往，一次记者与他们提起该学者，他们竟然一脸的茫然。就在不久前记者又采访了该学者提到的某某学术泰斗，谈到他的学生也就是那位南方某高校的学者，这位学界泰斗告诉我，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学生。

现今高校学界十分流行扯洋虎皮做大旗，其目的无非是想唬一唬中国人抬高抬高自己的身价。记者认识一位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知名学人，此公是典型的“学术二道贩子”，但英文不错，曾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做过几个月的访问学者，回到国内便四处宣扬他在国外与某某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甚密该学术大师曾经把自己文版的全部著作都赠与此公，此公回国后又做报告又写介绍文章，俨然一副这位世界著名学术大师的中国学术代言人的模样，然而据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某先生说，该著名学术大师的学术著作都是用法文写的，根本就没有出过英文著作。

更有甚者，国内某大学教授从日本某三流大学请来一位三流学者到国内做讲座，为了抬高自己身价（能够请来老外来中国讲学），竟将其吹嘘为日本著名学者，令旁听讲座的国内学者大跌眼镜；一位日本记者听到这件事更是唏嘘不已，此事被日本媒体披露，造成极为不好的影响。还有一位曾经在英国某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的国内某高校学人，自称某世界级著名文艺理论家的国内唯一弟子，回来为中国文学大师重排座次，被国内同行贻笑大方。

翻看许多高校学人主编的教材或撰写的专著，会发现许多书上都列著各种各样的学术顾问，比如那位与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过密的国内学人的一本专著，就开列了一二十位的国外各个著名高的学术顾问、总顾问、特约顾问，而有些学术顾问恐怕自己都不知道当的是什么顾问。

现象之四：泡沫泛起 浮夸盛行

有人称，中国的学术为“注水”的学术，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近几年中国高校学术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荣”，有人总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特别是享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名学者以及拥有各种奖项获得各种称号的“专家”级学者教授越来越多；二是高校论文、学术专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大学教授，中国的专著、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矛，但中国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教授，或者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却寥寥无几，这从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学的三大检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水准注水太多。

从前一些孜孜以求的学者一年也就发表一两篇论文，一辈子只出那么两三本专著。现今有些急功近利的青年学者，在学界混了几年就称敢称“著作等身”，有专著三四十本，论文好几百篇。

更有甚者，有些人连百万都羞于出口，因为现今学术界有种说法：十万字原地踏步，百万字才起步，千万字水平才算数。据媒体报道，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也就是说这位副校长，一天不间断，每天能写三四万字如此科研成果，没有水分才怪！那么这些所谓科研成果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请看有关媒体对复旦大学青年学者申小龙的报道：

申小龙是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在语言学界暂露头角，他曾经著有在语言学界颇具盛名的《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文化语言学》等十余种著作。

但据某些专家披露，申小龙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己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４０％以上是抄袭近４０人的著述。著名教授伍铁平在一篇题为《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等著作》中披露该书有350页是申的其他著作的重复，这些重复的内容占该书642页的56%左右。像申小龙这样把好几百页的内容从一本书或者几本书中，搬到另外一本书的做法在学界不乏其人。

如此看来动辄学术成果好几百万字乃至上千万字，绝不奇怪。

现象之五：内定奖项 玩弄学术

文章进一步指出，学术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也为广大学人痛恨。尤其是评奖，各种顺口溜在人们口中流传：“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

去年，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陈湖北省哲（1994－1998）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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