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白毛女》，即使在港、台和海外华人中，听说过这出戏的恐怕也不少。它问世于抗战后期的华北“根据地”，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佃户杨白劳因还不起地主黄世仁的债被逼自尽，其女儿喜儿被用来抵债，被迫到黄家做工，遭黄奸污，后逃进深山，以庙中供果充饥，头发变白，被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喜儿由过去的恋人，现已参加八路军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开斗争大会，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想当年，解放军打到哪里这出戏就演到哪里，它的上演成了白与黑、善与恶的分水岭：从此一个“旧”中国结束，一个“新”社会开始。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出戏享受过如此殊荣，在朝代更迭中产生过如此大影响。然而，若是细究它的由来，揭开其“创作”过程的内幕，还有很多应知而未知的故事值得一提。

先说这个题材的由来。晋察冀一带民间好几百年就一直流传着一个“白毛仙姑”在夜间显灵向村民索要献供的传说(大陆《人民政协报》1993年7月13日曾载流沙河先生的长文详细考证古籍中的这一传说得流变)。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使得斗争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民间传奇，其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形。

其次说它的演变。延安的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文人对这题材局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满，他们组织了以贺敬之为首的创作班子，冥思苦想，无中生有地发掘其政治意义，终于将它升格为一部表现“阶级斗争”主题--即地主压迫农民，农民起而反抗的戏剧。此为《白毛女》创作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

1948年8月，周杨建议将这出戏作为向中共“七大”的献礼，对其主题再次“提炼”，这回归纳的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别小瞧这十六个字，它通俗、形象、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极度的夸张不但没有导致对其可信度的怀疑，反而极其切合改朝换代之际，民间那种含混而非理性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的期盼，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

当时中共高层对这出戏非常关心：时值抗战尾声，民心所向将决定“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这出戏将中国划为阴阳两重天，由于据说有“生活原型”，令人真假难辨，因而被视为宣传战中的一颗重磅炸弹。中共高层示意戏的结尾要反应中共政策的转变，即“土地要分掉，黄世仁要枪毙”。因为抗战要结束，“减租减息”和“团结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阶级”所取代了。

善良天真的人们往往对这出戏的所谓“真人真事”的背景深信不疑，对很多人来说，尽管他们身边没有“黄世仁”也没有喜儿，但他们却认为这不过是自己的孤陋寡闻罢了，在那“黑暗的旧中国”，这样的悲剧一定多如牛毛。

确实，多少年来中国的观众习惯于在舞台上看到一些单纯的故事(尽管故事中可能含着某种理念)，有谁会想到一出鼓吹惩恶扬善的戏剧的背后有如此复杂的政治背景呢？有谁想到自己作为观众的义愤填膺恰好是某个党派所精心策划和一手操纵的结果呢？这就是政治宣传和艺术创作相结合所产生的特殊效果，从而激起纯朴民众的义愤和热望。应该承认这是20世纪的“奇迹”，也只有深懂人性的弱点，绝无道德的顾虑，不择手段只为夺取权力的宣传老手才能做到这一点。

到了文革的时代，每年的除夕，广播中都要播出这出戏--因为这出虚构的悲剧正是以地主在除夕派“狗腿子”去杨家逼债开始的--以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万恶的旧社会”。在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人们排着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就在此时，无处不在的喇叭里却传出了幽怨的“小白菜”---现在叫《白毛女》---的旋律。要让人们在与“万恶的旧社会”的对比中获得虚幻的满足，并产生由衷的感恩。

然而真正的《白毛女》式的悲剧此刻正在上演。这里随手掂来一例。1993年10月29日上海《新民晚报》有一则《沙漠“白毛男”》的消息，说的是在中英联合探险队对“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徒步穿行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块“文革”时代留下的“活化石”。记者这样写道：

“在‘死亡之海’的腹地，在古老遥远的牙通古斯村，有一个全村唯一的汉族人，一个被动乱年代逼迫而成的“白毛男”，“他脸庞削瘦，一头白发，身子被日月折弯了腰，两眼深凹像是满怀希望，又像是在倾说什么。他就是我们要见的汉族人，名叫钟剑峰，今年59岁。采访是用特殊形式进行的。他跪着说，我跪着记。他用苍凉的嗓音，诉说悲伤的过去。”

钟氏原籍广西，“文革”时因成份问题被造反派通缉。他逃至新疆喀什，又藏在装货物的卡车上逃进沙漠，一直逃到与世隔绝的牙通古斯村，一住就是24年。1993年10月24日那一天，他第一次看到汉族记者，又燃起回乡的希望，年近六旬的老人像与父母失散的幼童一般颤声说：“我想回家，我要回家！”

类似钟氏这样离奇而悲惨的遭遇，在“文革”或更早的年代里难以计数，但绝大多数早已湮没于无闻。这里补充一则由同一记者同一晚报去年披露出来的另一惨剧(也发生在荒无人烟的大西北)：

“在罗布泊南岸，有一个叫红柳谷的地方，六十年代有一群女知青在这儿扎根落户。当时，这些女娃娃只有十五六岁，受苦受难时特别想家。有一天，四个女娃娃偷偷跑出来，她们一心朝着东方走，朝着故乡上海走。可惜只走出75公里，一个女孩倒地渴死了。没走多远，还有三个女孩也渴死了。生命垂危时，三人抱成一团，脸面仍朝着东方，朝着家乡。(上海《新民晚报》98年1月13日)

也许，中国现代史上最残酷之处就在于真实的苦难被虚构的罪恶所掩盖。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代真正把人变成鬼的话，那也只有这个我们曾经和正在经历的“新时代”。在此意义上，“白毛女”的所谓人变鬼鬼变人的主题，倒成了某种令人恐惧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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