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兰州钢铁公司原总经理张斌昌案发时的公文包里，装的是避孕套和一张十几万元的存折；广西财政厅原厅长佘国信案发时的公文包里，装的是各种各样的避孕用品和一张几十万元的存折；胡长清案发时的公文包里更是出奇：伪造的身份证，两万元人民币，一瓶开了封的进口“伟哥”……

其实，这不是公文包的罪过，追根溯源是要看这类的公文包都有什么样的主人，这些主人又都在做些什么。赃官总会有一些“不明不白”的帐外收入，这公文包里时常出现巨额存折（现金）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要“消费女人”的赃官自然得一边要壮阳药一边要防爱滋病，这公文包里就得“常备不懈”。

应该说赃官的公文包里都很“脏”，“脏”得见不了人，按常理是得避人耳目的。可为啥这些人竟然敢于把“脏”公开放置于包中，提在手中招摇过市呢？主观上，是赃官自身需要。因为赃官受贿、索贿不管白天黑夜，“消费女人”也是不管黑夜白天，不带上装“脏”的包，当然不方便。客观上，是没有人敢动赃官的包，也没有人敢翻看赃官的包，赃官的包实际上就是一只随身携带的“迷你”保险包，真的好安全。

追究起根底来，江泽民出访带的是活生生的人，既做工作又做“慰安妇”，一举两得。江不需自己带“赃”包，因为御医的包里有“战备”品，无怪乎下面的赃官个个色胆包天！

也难怪中共有那么多的脏官，您瞧瞧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风流照就明白了什么叫“上梁不正下梁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