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中文教師、美國永久居民、五十六歲的康正果說，去年他回西安探望母親的時候，曾經被拘留審訊三天。那次經歷令他發抖，也疏遠了他同中國親友的關係。

他估計有數千人受到國安部的類似騷擾。通常那些面談同美國中央情報局約談從東歐、蘇聯或者中國歸來的人情況類似。但有時，國安部那種面談帶有更邪的陰影。他們最後都要警告如果講出去，可能對他們下次回國帶來麻煩，甚至永遠不能回國。

康說，出來之後，沒有幾個人願意，或者敢於講出他們在中國的遭遇。康正果將把他的遭遇發表在紐約書評上。

康還說，他發現他寄給中國友人的信件都被拆開、登記、然後封好，再郵寄出去。那些信件中不過是一些批評中國的報刊文章和作品。

那些特工自1989年就在跟蹤康正果，他當時參加了西安的民主抗議活動，貼出大字報批評天安門廣場的軍事鎮壓。

爲了獲得釋放，他被迫簽字聲明，承認他違反了中國安全法關於禁止「製造、傳播或者閱讀危害國家安全的材料」的規定，實際上，他那些郵件都是給一名對國際問題有興趣的退休教授，很難想象它會威脅中國安全。

其結果，他同家鄉的關係基本切斷。康正果後來申請加入美國國籍。

一名在美國居住的中國歷史學家說，她取消了今年夏天到中國的旅行，因爲她擔心自己會被逮捕。

這股寒流範圍已經超出海外華人。甚至某些美國學者也不願意對記者談論可能引起北京不安的話題。

一名學者最近拒絕電視新聞節目的邀請，擔心引起中國政府的注意。她甚至要求紐約時報不要對她的事件作出很籠統的描述，擔心由於她的研究領域而被辨別出來。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說，逮捕學者故事最重要的部分在於中國學者和海外華人產生自我抑制效果。

他說，這些事件封住了許多海外華人的嘴巴，也扭曲了中國學者給予西方公衆的信息。

最近的逮捕事件發出的信息就是，中國對於國家安全的意識似乎非常脆弱，中國國安部花費大量時間和資源跟蹤海外無辜華人的活動。

紐約時報說，某些偵察活動是由來自中國的學生或者教師在美國進行，他們爲國家安全部收集同事的學術文章並在中國領事館或者大使館寫報告。

例如，《中國之春》總編輯胡平說，今年6月芝加哥大學的一個集會紀念天安門屠殺事件，組織者就受到一名華裔教授的電話警告，要求他們不要舉行集會。

在會上發言的胡平說，那名教授說他是代表當地中國領事館傳遞的信息。組織者繼續安排集會，但那一警告成爲他們談話的主題。

同時，在美國高級官員來訪期間，中國繼續長期監視潛在的批評者。例如，上個星期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訪問的時候，警察就包圍了江棋生之妻章虹的家。江棋生由於試圖組織1989年民主運動中的死難者而被判刑四年。

中國關於國家安全的模糊規定給予國安部極大自由，跟蹤任何他們認爲潛在反對北京的人。

中國對於什麼構成國家機密並沒有明確規定，一旦國安部的特工提出國家安全，被拘留的中國公民就失去諮詢律師的權利，實際上同任何人都失去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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