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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毛澤東去世已經四分之一世紀了，人們對他的褒貶評說，注意的往往是集中在他對中國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可是，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的影響遠遠不侷限於政治和經濟。面對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出現的種種現像，是否也應該對毛澤東在民族和社會的價值觀上的影響進行反思呢？人民大學副教授單少傑撰寫新書[毛澤東執政春秋]，難得同時獲得了屬於中共體制內改革派的毛澤東前祕書李銳和海外中共否定派的前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的好評。 單少傑教授認爲毛澤東對中國人和社會價值觀的影響比起他的政治和經濟影響要遠爲深遠。 單教授說： [這位老人對中國的影響可壞了，一直到現在。這些年來對中國道德風氣的破壞造成了一個什麼呢？我原來說是全民做弊，現在看恐怕還不夠了，誇大一點說，幾乎造成全民流氓化了。就是說做事沒有底線。所以他容易出奇制勝，這個奇是打引號的。所以包括中國現在搞經濟等，他什麼都能幹，他就有一個特點，只要能贏就行了，只要能把對手打倒，只要能把錢賺來。] 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失去了傳統平衡 單少傑教授認爲毛澤東執政時的以及後來也爲鄧小平執政所接受的極端實用主義哲學理念已經造成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失去了傳統平衡。 單教授說：[他破壞了中國文化的一個.......把一個犄角拿去了，所以毛他相信法家是對的，實際上法家是隻問成功不問其它，沒有任何標準。所以毛是很喜歡的，他就要有一條，最重要的是工具制度，缺乏的是一種價值制度，缺乏一種衡定性。主要他的影響我認爲最大的並不在政治方面，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就是過去我們老是講國家能力，他只講一個方面，也就是隻講到國家的硬能力方面，在這幾年來，中國國家的硬能力是發展了，但中國的軟能力下去了，就是表示民族風尚民族精神的這些東西。有些相反的例子，比如說1945年的德國和日本，國家的硬能力全完了，全是一片廢墟，軍隊全部摧毀，但這兩國民族的一個很大特點，它的軟能力存在，它老百姓還是有那種堅韌的精神，那種誠信的精神，那種守紀律的東西，所以它還會興盛的。中國的唐和漢唐都有這個問題。這個朝代爲什麼有延續性，因爲它的軟能力還存在。而秦朝硬能力最強，一旦失敗，這個民族就沒有了，所以秦朝沒有了。它沒有民間組織、民間資源。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強調硬能力，軟能力在一些方面也有增強，可是在最核心的部份，比如說道德......所以說今年的高考題目出得很好，就是關於誠信問題，這個誠信問題恰恰是中國匱乏的一個東西。] 尋回民族的恥辱感 關於是否 [非毛化] 就能解決中國的軟能力問題，單少傑教授認爲，這並不是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也不是起源於毛澤東，這是一箇中華民族需要反思的一個歷史性問題。 單教授說：[這個民族的衰敗，這不是這些年，準確的說是明末清初的時候。我們動不動就是說，我們中華民族是不可戰勝的。這話是不對的。在近8百年中間，中華民族作過二又三分之一次亡國奴，後面是日本的，實際上沒有全部佔領中國。這個對民族性影響很大。實際上到了上個世紀初，就是上上個世紀末的時候，同盟會我們民族是有一次機會的，等於是一個重新反省的過程，也就是恢復民族的恥辱感。這個民族恥辱感不限於毛的問題。你說我們現在原因是毛，那麼毛不是也有一個原因問題嗎？所以中國的一個很大問題是生存問題是比較迫切的。] 單少傑說，儘管這筆帳不應該都算到毛澤東的頭上，可是他仍然是中國近代史上許多個產生過影響的人物中需要負主要責任的一個。既然中國價值觀的問題和中華民族的衰敗有着更深層次的關係，那麼單少傑教授認爲，中華民族復興的當務之急是要恢復兩個傳統尺度的平衡。 毛的負面作用明顯浮現 單教授說：[在中國歷史上歷來是兩個尺度，一個是工具尺度，這是法家所堅持的，一個是價值尺度，就是儒家所堅持的。這兩個尺度有一個特點，就是你完全信法家的話，那肯定是流氓化，因爲它只問成功，就是不擇手段。如果你只講儒家的話，那是個呆子，那就變成了砧板上的肉。所以一個民族應該在這兩個尺度之間保持一個張力。歷來統治者都很注意這一點。可是遠的 2-3 百年，近的就是這幾十年，這大半個世紀，中國人只講工具尺度，就是生存問題擺着呢。這點中國古人發現這個問題，他說在亂世的時候就亂來，法家的東西就比較昌盛。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叢林的時候就使用叢林原則，但一旦治的時候，就要迅速轉換。這就是爲什麼一旦統治者掌握政權後馬上就有一個歷史反省，這主要是對政治家的，可也是對普通老百姓。就是先向一邊走，走過了點，馬上就糾過來。所以說從一個大尺度來看，中國的士大夫也是非常好的吧。] 單教授認爲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近代的衰敗和其對中國價值觀的影響，以及毛澤東在這一方面所起的負面作用會越來越明顯浮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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