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共现行党章规定，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且可以提前不得延期举行；中共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这就是说，对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会期，规定得较死，但对中共中全会的会期，规定得较为活泛。在毛泽东时代，大搞“一言堂”，中共党的政治生活混乱不堪，党的会议也是兴之所来地举行，故无以为据。在中共十一大以后，中共党的政治生活渐渐走上正轨，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渐渐按时举行，但中共党的中全会，则因不同时段的政治需要，常有增开的现象，如中共第十三届大会期间，曾于一九九二年十月五日至九日在北京召开九中全会，主要是要维持对赵紫阳所作的结论和宣布对赵结束审查。

　按照惯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每届的最后一次中全会上，至少要通过三个议程，为下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好最后的准备，一是作出关于召开下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间地点的决定，二是讨论和通过党的中央委员会向下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按常例还有第三项，即《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或部份条文修正案。如果必要，还会通过其他一些有关下届大会召开前必要的决定，如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追认华国锋任职和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胡耀邦辞职和赵紫阳代总书记的决定，前述中共十三届九中全会对赵紫阳问题的决定等。

　根据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会议主要通过《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虽然作出明年下半年召开中共十六大的决定，但只是划定大致范围而已，这显示六中全会将不是中共十六大之前最后一次党的中全会，至少还需要有十五届七中全会作出中共十六大的相关决定。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未为中共十六大的召开作好政治文件的准备，也未圈定具体时间，并不意味著政治议程的拉长，也不只是因循过去二十年来的政治惯例，反而显示出中共十六大的思想准备、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的相当艰巨。如果是大局已定，诸事顺风顺水，当然不必多开一次中全会，可以提早铺平一切。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常要解决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党的组织人事建设两大问题，十六大的召开，本来焦点集中在人事的大换届上，但在江泽民发表“七一”讲话提出中共党建新理论之后，引发出前所未见的政治争议，统一党内思想，保持全党上下政治一致，遂成为新的课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影响到中共党章的修改、十六大政治报告的定稿，需要以党的中全会形式来作出政治定论。

　以今次六中全会的结论来看，经过近三个月的舆论攻势、政治反击，江泽民只是初步稳住阵脚，六中全会的成果，也只为其讲话轻轻背书一下，在十六大中共党章修正案的出台、十五届中全会向中共十六大提交的报告二大政治文件上，一时还难以有重大突破。正由于中共十六大的政治准备经历了这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折，中共十六大召开的有关文件尚未定出，组织人事准备不仅没有全部定型，反而可能充满变数，这变数在未来一个时期，还可能带来风风雨雨，未来可能召开的七中全会，才是一个决战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