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这则报道，我不由得想起钱锺书《围城》里的方鸿渐们，想起四九年前的一批批”海归“。怎么没听说他们满怀感激地表示他们是很幸运的，是”非常幸运地踩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步点“，”是真正的受益者“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那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难道上大学不该凭考试么？难道考上了出国留学不该出去么？难道出去后不可以自由地回来么？难道回来后竟还有谁能不允许我们创业么？

两代“海归”，两样心情。照理说，历史是向前进的，上代人感到幸运的事，下代人可能习以为常。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却相反，上一代“海归”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到了下一代反而感激莫明，受宠若惊了呢？当这一代“海归”说自己非常幸运的时候，他们是站得比上一代人更高呢，还是更低呢？

更何况，如今的“来去自由”还是有条件的，不少参加过民运活动的留学生就上了政府的黑名单；而在过去，连在留学期间组织革命团体的邓小平们都不曾有过不准回国的恐惧。

朱荣辉们想来是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的。这才是他们真正“幸运”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