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住在台南，很早就到深圳经商，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来自中国。他说他是在一年多以前突然被捕。最初八个多月，与外界音讯完全中断。家人根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他也完全不知道外界的情况，完全被孤立起来。在侦讯过程中，经常有人拿著枪对著他瞄准，扣扳机，恐吓他，表示随时可以判他死刑，让他心生恐惧。而且，把他跟死刑重犯关在一起。他感叹说，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教育有问题，那些死刑犯不但没有视他为同胞，而且还经常动手殴打他。

在侦讯时期，最令他惊讶的是，中国把他过去一段期间的电话通讯完全录音下来。负责侦讯的人也得意地表示，他们对台商一下机场就开始盯上，住旅馆有监看和录音，即使住在当地做生意，同样有人负责监视和录音。尤其他们会把录下来的内容，分送各单位进行研判。例如谈政治，就送政治分析部门，谈经济就送经济分析部门。甚至他们会把台商在电话中的报价内容录下来，然后找人来跟台商竞标。

这段期间，他的家人到处探听请托，也找过台北好几位号称与中国有特殊连络管道的立委，结果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这些立委只认识北京的国台办官员，而北京的国台办官员根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

在被孤立审查和凌侮八个多月之后，他才得以与家人连络和聘请律师。然而，中国的律师并不是在帮他辩护，而是直接告诉他要花多少钱才有可能回台湾。在被关了一年多，家人花了一千多万新台币，他才在春节前回到台湾。

他对狱中的情况描述不多，只是说电影中古代那些对待犯人的严刑拷打，现在一切照旧，而且更粗暴。执行死刑的时间都是在清晨五点至七点，而且事前毫无迹象。所以有死刑犯前一天还动手打他，第二天清晨就被拉出去枪毙。

在谈话过程中，他不时重复一句话：“在中共眼中，台商就像一只只肥羊，台商请多保重！”

(原载台湾大纪元周报第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