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报消息】小时候住在北京，见过一些被称为“流氓”的人。他们多是一些衣冠不整，贼眉鼠眼之辈。整天不务正业，在自己的地盘上(如一个居民院，一条胡同等)称王称霸。他们的特点是欺软怕硬，满嘴脏话，不择手段，百般无赖。他们当中有些人会些功夫拳脚，老百姓对他们是惹不起，躲得起。他们的靠山，是社会上的旧势力。他们欺负人，从来不需要原因，看谁不顺，或感到谁不服他，就拳脚交加。如果你敢于申辩，或不屈服，他们就会变本加厉，愈加残暴。 文革初期，在破四旧的潮流中，这些小流氓首当其冲，遭到红卫兵的打击。许多人被打死打残。 红卫兵，实际上是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一群特权分子。许多红卫兵成员，在学校里曾经是好学生，在社会上是好孩子。其中不少人被流氓欺负过的。但是就是这样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在几个月之内，把中国闹得天翻地覆。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开始对“反动派抄家”，打、砸、抢。私设公堂，草菅人命。做尽了伤天害理的暴行。红卫兵对人的迫害，先是从所谓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开始，到了后来，只要是对他们行为不满者，一律定为阶级敌人，罪加一等。红卫兵的行为，比起他们打击的小流氓来，是整整上了一个档次。实际上，他们是一群大流氓，靠山是谁，就不用多说了。红卫兵运动持续了大约一年，其靠山感到目的已达到，再无使用价值，便一巴掌把他们打下去。其中的许多成员，在父辈成了“走资派”，“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颓废堕落，变成了他们自己从前唾弃的小流氓。实际上，从1967年到1969年，北京市的流氓械斗，多数发生在前红卫兵成员中。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中的政府机构，一度处于半瘫痪状态。公、检、法等执法立法机构，并没有直接参与打、砸、抢行为。 在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运动，很多人感觉是文革重演。从一定意义上看，的确如此，无需赘述。但是，如果再仔细分析，会发现，这场镇压，与文革有所不同。 首先，文革的打击对象是最高领袖在党内的“一小撮”政敌；而迫害法轮功，打击的是信奉“真善忍”宇宙特性的一大批百姓。 再有，文革中惯用的手段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一张大字报就掀起惊涛巨浪；而当前的运动，在1999年7月动用了全国的宣传机器，铺天盖地，还是难以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局面。百般无奈，只好直接动用政府机构，制造伤天害理的自焚伪案。为了把法轮功压下去，从国家总理，党政要员，社会名流，宗教人士，驻外使节，都被逼着在中国和世界舞台上耍流氓，强词夺理，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官位，金钱，甚至在押罪犯的减刑，都成了迫害法轮功的条件。江罗集团镇压法轮功，挟持政府耍流氓，实属首创。 下面笔者的亲身经历，给这场江泽民犯罪集团主持的流氓运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注脚。2002年3月26日晚(北京时间3月27日中午)，笔者给长春市公安局锦程分局副局长余作英家打电话，讲真相，劝善。当表示自己是海外华人，希望“余局长”(笔者用的称呼)善待法轮功时，对方没有表态就挂了。再打去，想继续说几句，谁知道电话里传出一句很难听的脏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紧接着更难听的脏话象机关枪一样传到了大洋彼岸，由于它骂得太快，还夹杂着一些地方土话，许多话我没听懂。大至是它形容要如何折磨虐待法轮功学员，如何用它自己身体的某些器官来侮辱祖宗八辈等等。它骂了足足三分钟，其间笔者几次问它“骂够了没有？”它却毫无止意，在骂到高潮之处，竟然夹杂着狂笑。笔者儿时听过的流氓骂脏话，比起这位“余局长”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它骂够了后，挂了电话。再打过去，我没等它开口，就正色道，“我现在要录音，你还骂吗？”对方一句话没说，赶紧挂了。都知道公安人员素质差，但是一个国家干部，成年人，能骂出如此下流的话来，还是让人难以想象。 不过，回头一想，江泽民能够在数十家媒体面前挥动臂膀，龇牙咧嘴，破口大骂年轻的香港女记者以及侮辱所有的香港记者，当着众多中共国家领导人和香港特首董建华毫无掩饰地大耍其流氓头淫威，他手下的小流氓在电话里憋足劲连祖宗八代都拿出来谩骂，足见小流氓们是“训练有素”！难怪罗干不断称赞：公安干警的素质就是高。 纵观历史，流氓都没有好下场。小流氓被红卫兵收拾，红卫兵又被其靠山打倒。流氓江泽民和它的政治流氓集团能够逃脱被收拾的下场吗？不久的将来，你我即将亲眼见证这一切。
|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