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報消息】1989年6月3日傍晚，發生在北京西長安街軍事博物館西側300米處至木樨地之間的戰鬥場面，永遠不會在我的記憶中消失。 這天下午5點多鐘，我草草地吃了點東西，帶上事先準備好的紗布、口罩、遮陽帽，和愛人交待了幾句，便騎上自行車，直奔西長安街走向最危險、最需要民運人士的地方。 大約在傍晚6點15分左右，我投入了在軍事□物館西側300米處、市民們阻擋西線前來戒嚴的解放軍車隊（以下簡稱車隊）的戰鬥。車隊的前面是上百名身穿迷彩服的「防暴」士兵在開路，後面是望不到盡頭的戒嚴車隊。戰車上的士兵槍口向外，不許任何人接近。「防暴」士兵手持盾牌和石頭，有秩序地不斷攻擊前方的市民。由於他們訓練有素，投出的石塊既遠又命中率高，隨着一塊塊石頭的落下，有幾個市民的頭被打破，流出血來。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市民面對武裝到牙齒的「防暴」士兵和戰車不得不逐漸向後退卻。 爲了將西線的軍車完全阻擋住，佔據主動形勢，我與5、6位男青年在現場充當起了「指揮員」的角色。我們將3、400名前來堵軍車的市民召集在一起，向大家講述了我們的想法和行動計劃：第一，這種局面相持下去對我們很不利，我們必須扭轉這種局面；第二，我們的目的是走在軍車跟前與士兵們對話，市民見到我們走到軍隊跟前沒有危險，大街兩側的市民就會源源不斷地走出來支援我們，那時，我們就會用人流將軍車攔截成幾段，把他們徹底阻擋住；第三，我們排好隊伍打起標語，有秩序地走過去，我們不要扔石頭，大兵向我們扔石頭，我們也要忍住，只要我們走到他們跟前，我們就勝利了。北京市民的政治素質就是高。整個工作安排只在10分內鍾之內就完成了。3、400名男女市民自動排好隊伍，打起標語，呼喊着對話口號，有秩序地走向軍車。「防暴」士兵被我們的陣勢搞得不知所措。他們都不由自主地回過頭去，看着一位帶眼鏡、穿制服的軍官。 我們的隊伍與「防暴」士兵的距離越來越近了，從開始的200多米，變成了20米、10幾米。我看到他們的指揮官把手揮動了一下，不知喊了一句什麼命令，上百名「防暴」士兵一齊向我們猛烈投擲石頭。 霎時間，我們走在前排的市民幾乎全被士兵擲來的石頭擊中。我的肩部被石頭重重地擊了一下（打出了血印子）。身邊的某某中學初三的王同學（後來才知道他的身份；以下簡稱小王）的額頭被砸破，血流滿面。 由於我們這支隊伍是羣衆臨時聚成沒有應付經驗，在士兵的野蠻攻擊下，大部份人從地上檢起石頭進行反擊。其實這正中了軍隊的「激將法」。假如我們不還擊，繼續挺進到士兵近前，就能實現阻擋這隊軍車的計劃。可是在雙方對擲石頭的情況下，羣衆根本不是訓練有素的士兵的對手。雖然我們幾位「指揮員」還想挽回局面，但畢竟大勢已去。我們只得護送着傷者撤退到路面的兩側。 在「防暴」士兵越來越多、越打越瘋狂的勢頭下，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市民只得邊抵抗、邊徹退。在軍事博物館東側路北的一臺壓路機的旁邊，我再次與頭部受傷的小王相遇。我用隨身攜帶的紗布換取下小王傷口上的手絹。只見小王的灰色短袖上衣已被鮮血染紅了一大片。由於責任感，我將一手捂紗布、一手向士兵扔石頭的小王拉近了路邊不太遠的居民區。由於這個居民區出入口處的門診部關着門，我倆只得在熱心的市民指引下，在居民區的東北處找到了一個醫務室。在這段時間小王告訴了我他的身份，並表示包紮好傷口還要去抗擊軍車。女醫生給小王包紮好傷口後沒有收取我們任何費用，只是和市民們一樣不停地罵共產黨的軍隊是土匪。在我們往回走的路上，街上連續不斷地響起了槍聲，時間是傍晚6時40分。 當我們走回到居民區出入口的門診部（位於第二層樓上；此時已經開門）時，見4名男青年抬着一個女青年大喊着「讓開、讓開」，朝這裏快速奔來。在抬傷者上樓的時候，我也加入到救護行列。當我們把女青年放在診療室的地上時（屋內已有兩位傷者躺在僅有的兩張床上），女青年的臉色刷白。她的乳房已被罪惡的子彈打爛了。胸部血肉模糊，慘不忍睹。靠西側病床躺着一位脖子被罪惡的子彈擊穿的男士。東側病床上是一位在大腿上被罪惡的子彈擊中的男青年。在我下樓的時候，又有一位男青年被抬了上來。 從軍事博物館西側300米處到木樨地大橋，由於遭到北京市民自發的、英勇的抵抗，中共的軍車爬行了50分鐘才通過這幾百米長的路段（在木樨地大橋到西單路口的這段路上，軍車遭遇到了北京市民更加頑強的奮力抵抗）。 在木樨地大橋上，軍車由於受到路障的阻攔，士兵發瘋似的向路北開槍。我與數千名市民被迫蹲在地上。唯一回敬他們的辦法是用自己的聲音來吶喊。幾千名市民有節奏地向軍車方向喊出兩個字：土匪、土匪、。 在這一夜的西長安街上，曾經號稱人民子弟兵的解放軍，變成了人人憎恨的土匪。在他們的槍口下，數不清的男女老少倒在了血泊之中。 這一夜充滿血腥的畫卷，10年來始終不斷地在我腦海裏浮現…… （1999年4月 清明節） (中國社會民主黨論壇)
|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