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講幾個我所知道的與"六四"多多少少有些關聯的小故事：

十三年前的六月四日早晨，北京。"平暴"的硝煙尚未散盡，在北師大附近，一車軍人緩緩駛過，恐懼之感尚未壓倒憤怒之情的市民擁上，怒罵"屠夫"、"劊子手"，但一名學生從駕駛室中探出頭來，向市民高喊："不要罵了，他們拒絕執行開槍命令，並向學生繳出了槍枝！"市民改而衝上前去，與士兵熱烈握手，我親眼看到一些脣間剛長出絨毛般鬍鬚的士兵眼中噙滿了淚水······

事後，我曾把這一幕描述給同事聽，無人相信，當我出示當時拍的照片後，同事們唏噓讚歎，但又都爲這些士兵後來的命運捏一把汗······

"六四"事件後第二天，遇到一位當時在中共高層機關工作的朋友，他是東北人，性格開朗、粗獷，個子將近一米九，研究生畢業，在那個十分要害的機關工作了三、四年，"六四"屠城那個晚上，他曾親眼目睹學生、市民被殺，與我談起當時的情景，這個大個子竟像個小孩子，泣不成聲······

我至今難以忘懷這個東北大漢當時臉上的表情，也一直在琢磨他後來的仕途發展究竟如何······

我有一個曾共事兩年的女同事，其丈夫是八十年代在中國頗爲有名的學者方覺，他曾參加過民主牆時代的民間刊物、學生競選等活動，但後來與運動中比較激進的一派分道揚鑣，甚至有人說他已被當局"招安"。我曾經採訪過他，談起與他有分歧的一派，他一臉不屑。"六四"槍聲一響，據說他一度頗爲消沉。但後來又聽說他棄學從政了，還當了級別很高的官。世紀之交，這位從政頗爲成功的前學者突然公開接受境內境外傳媒的採訪，冒險痛陳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爲此不僅丟了官，還丟了自由······

最後一個故事涉及"六四"前曾經在中國理論界引起大爭論的"新權威主義"學說的主要鼓吹者吳稼祥。當時他的主要觀點是：中國要實現從指令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需要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披荊斬棘的"新權威"人物，而非過早和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八九學潮"發生前，我去過他家，在講明採訪來意之後，他遞給我一張名片，原來他是中共一個非常核心的機構的不小的官員。當時，我感到我似乎搞懂了他爲什麼提出這個學說。

但不久，學潮開始，聽說他曾介入，戒嚴令宣佈後，他還提出了支持學運的辭職信，"六四"槍響後，他被抓進了秦城監獄。出獄後，他曾經"下"過一段時間的"海"，但據說經商並不是太成功；再後來，他出國修學，論述頗多，其中一些文章詳細描述了他從"新權威主義者"轉變成一個主張民主的"聯邦主義者"的心路歷程······

"六四"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劇。十三年過去了，雖然"六四"話題在多數中國人的口頭上已不再是一個熱門的話題，但在他們的心頭上，卻是一個永遠隱隱作痛的傷口。"六四"又是一個分水嶺，許多人的成熟、轉變、頹廢、振作可能都與它有關，即使在中國的黨政軍機構中，"六四"也在許多良心未泯的官員和軍人心中播下了民主的種子。

民主是一種"糾錯機制"

然而，經歷過"六四"事件之後十三年來的種種人事滄桑，有些人因目睹"六四"話題的冷熱興衰進而懷疑那場八九學潮所追求的民主目標，還有人則從質疑海外民運人物的道德操守進而否定民主運動本身，這使得民主專制誰優誰劣這個似乎已不再需要論證的問題，在今天又變成了一個並非庸人自擾的問題。

記得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制度是除了專制制度之外最不好的制度。

這聽起來像是一句繞口令。其實，邱吉爾的這句話在中文中有幾種譯法，但我卻偏愛這個像繞口令的譯句。

其實，說白了，邱吉爾的意思就是：民主制度比專制制度好。

但這種概括似乎又沒有充分地表達出邱吉爾想表達的意思。其實，邱吉爾想強調的不是"好"，而是"不好"：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都"不好"，但在找到"完美無缺的"制度之前（能否找到亦頗成疑問），人類也只能"兩害相權擇其輕"。

邱吉爾本人生活在民主社會之中，出入於議會內閣之間，深知這個制度的缺陷，故有此言；但他又同時目睹紅色蘇聯之崛起，身歷兩大陣營之對抗，熟諳民主專制的利弊，故有此比。

的確，民主制度也存在着許多缺陷，也經常出錯，但民主制度中的定期選舉、三權分立等機制實際上就是一種"糾錯機制"，它與專制制度的權力不受制約、小錯往往演化成大災等固有症狀相比，優劣高下，不言自明。

（部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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