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萊塢的那些關於冷戰題材的驚險電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終結者」般無所不能的間諜，然而在蘇聯的歷史上，這個龐大的特務組織卻一直充當着極權主義制度強有力的心臟。這個部門曾經使用過許多名稱——全俄肅反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局、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局、內務部、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些變幻莫測的名稱讓歷史學家們也感到迷惑，但是人們還是習慣使用「克格勃」這一通俗的稱呼。克格勃的歷史與蘇聯的歷史相伴始終，它有過二十四位權力熏天的領導者，其中有人差點登上權力的頂峰（貝利亞），有人甚至獲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羅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槍決（亞戈達、葉諾夫、貝利亞、梅爾庫洛夫、阿巴庫莫夫），另外一些人則被關進了監獄或者長期受到嚴密的監控（拷打和監視他們的正是他們昔日的手下）。對此，俄羅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欽不無嘲諷地指出：「這個工作尚未給任何人帶來殊榮。」

可以說，要認識蘇聯的歷史，就必須認識克格勃這個已經變成神話的機構，也必須認識那些管理這個機構的「信仰恐怖」的人們。在列昂尼德·姆列欽所著的厚厚的《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中，不僅收集了許多不久以前剛剛解密的文件，而且還有作者與若干克格勃官員、黨務工作者以及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當事人的談話記錄。更爲重要的是，作者還試圖通過這本奇特的「專史」來說明「爲什麼在重要歷史關頭俄羅斯和蘇聯的歷史走上了這樣而不是那樣的道路」。這是一本寫給獲得新生的俄羅斯人讀的鉅著，同時也是一面送給中國讀者的鏡鑑，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那樣：「我真誠地希望，這本書對你們了解居住在比中國更北一些的、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在歷史命運方面與你們國家聯繫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裨益。」

「那個任勞任怨提箱子的人」

在極權主義體制下，政治領袖要想鞏固自己的地位，不僅需要牢牢地控制黨務機關、政府部門、軍隊和經濟要害部門，還需要自己親自掌握克格勃。歷史證明——如果特務頭子忠心耿耿，那麼領袖就可以放手整肅政敵：在斯大林時代和勃列日涅夫時代，領袖「絕對權威」的樹立，與其說來自於領袖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如說來自於他們對特務頭子的垂直操控、以及由特務機構所製造的瀰漫於全社會的恐怖氣氛。相反，如果特務頭子三心二意，那麼領袖的位置也就岌岌可危：意氣風發的赫魯曉夫之所以黯然下臺，在政變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當時的克格勃頭子謝列平；而導致蘇聯全面崩潰的「八·一九」事件，其主角也正是戈爾巴喬夫親自提拔的克格勃頭子克留奇科夫。

領袖與特務頭子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孟不離焦、焦不離孟」，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誰也缺不了誰。當然，在蘇聯的歷史上，像列寧與捷爾任斯基、斯大林與貝利亞這樣一直「親密無間」的情形並不多見。他們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一個戰壕中的「戰友」，毋寧說是一個家庭中的「主人」和「奴才」。一般情況下，領袖經常會有「喜新厭舊」的想法，及時消滅知道太多祕密的特務頭子，並將他們當作暴政的替罪羊拋出去，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怨氣，讓自己再次贏得民心。比如，斯大林就親手簽署了處決亞戈達和葉諾夫的命令。另一方面，而特務頭子們往往也會因爲主人的替換，而在一夜之間失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勢乃至生命。比如，貝利亞和他的兩個接班人梅爾庫洛夫和阿巴庫莫夫都成了斯大林時代的殉葬品，製造恐怖的人最終自己被恐怖所吞沒，這不能不說是歷史最無情的諷刺。

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說領袖是主人的話，那麼克格勃頭子就是主人豢養的一條最得力的狗。緬任斯基是繼捷爾任斯基之後的第二任特務頭子，他的任期橫跨了列寧時代和斯大林時代，是一個罕見的能夠自始至終博得兩個喜怒無常的領袖歡心的革命元老。緬任斯基領導了消滅富農階級的龐大行動，短短几年間就殺害了數百萬計無辜的勞動者。因討好托洛茨基而不得，他轉而投入斯大林的懷抱，幫助斯大林給予託派以致命的打擊，驅逐托洛茨基本人出國的行動就是他親自實施的。托洛茨基在回憶錄中半是懊悔半是憤怒地譴責緬任斯基是一個「無恥的小人」，然而與列寧關係密切的早期社會民主黨人格·亞·所羅門卻在回憶錄中寫下一段列寧與緬任斯基之間鮮爲人知的往事：

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以後，緬任斯基奉列寧之命前來布魯塞爾接頭並僑居於此。其後，在列寧到達的那一天，緬任斯基去火車站迎接領袖。

那天，所羅門親眼目睹了當時的情形：「我首先看到的是滿面病容的緬任斯基，而後才看見列寧。緬任斯基病得不輕，他從巴黎來時整個人都因腎病而浮腫了，而且幾乎是身無分文。我爲他找了一個醫生，治療後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樣子仍然相當可怕：眼袋下垂，雙腿腫脹。」

所羅門寫道：「使我非常驚訝的是，因爲病痛而全身發抖的緬任斯基，從下了電車以後一直滿頭大汗地爲列寧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寧卻輕鬆地跟在他後面，手裏只拿着一把傘。我趕緊奔上前去，一把從緬任斯基手裏搶過那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東西對他的病會多麼有害，一面埋怨列寧：『您怎麼能讓他提這麼重的大箱子，您看看，這人連喘氣都夠困難的！』」

列寧的反應是這樣的——「他怎麼了？」列寧高高興興，滿不在乎地問：「難道他有病麼？我還真不知道……不要緊，不要緊，他會好的。」

所羅門繼續寫道：「從此，我不禁記住了列寧性格中的這一面：他從來不注意別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見別人的痛苦，對別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他明白了：由這樣的領袖領導的革命，並不是如同傳單上寫的那麼純潔和偉大。後來，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所羅門一直沒有返回俄國，儘管他同列寧關係良好。由此，他也得以保全性命。

在所羅門的筆下，緬任斯基是一個任勞任怨、溫文爾雅的老好人。然而，後來他才知道自己看錯了這個臉上堆滿微笑的人。緬任斯基會如此畢恭畢敬地對待其他人嗎？不，他只會不要命地幫列寧一個人提箱子（當然，列寧去世之後是斯大林）。他越是有病，越要賣力地去提，因爲只有這樣做才能顯示自己的忠誠。而列寧顯然不是沒有觀察到緬任斯基的病體（以列寧的聰明和細心，哪會出這樣的差錯？），列寧是在故意考驗這個部下的忠實程度。列寧與緬任斯基之間其實是「心心相印」的，革命隊伍裏需要的就是這樣一種「考驗」與「被考驗」的歷程。領袖所任命的特務頭子必須是「那個任勞任怨地提箱子的人」。所羅門好心的提醒，簡直就是狗尾續貂、畫蛇添足。

緬任斯基幫列寧提箱子的那一幕，是剖析領袖與克格勃頭子之間微妙關係的精彩鏡頭。也許連所羅門本人也沒有想到，他提供的這個細節成了我們透視蘇聯社會制度時的一個深刻註釋。

一九三四年，緬任斯基在更大的風暴來臨之前死於心臟病，只活了六十歲——剝奪數以百萬計的人生命的特務頭子，很難保持心臟的健康。此後，斯大林選擇的特務頭子比緬任斯基更加殘酷、也更加忠順，從亞戈達到葉諾夫再到貝利亞，他們的上臺都得以消滅前任以及前任數以萬計的鷹犬爲前提。而斯大林的寵愛則是他們生與死的風向標。日丹諾夫曾經講過這樣一個笑話：「斯大林因爲丟了菸斗而牢騷滿腹，他說：『誰要是找到它，我會給重獎。』貝利亞在三天之後抓到了十個小偷，而且每個小偷都招認正是自己偷了菸斗。又過了一天，斯大林發現了自己的菸斗，原來菸斗掉到他辦公室的沙發後面去了。」日丹諾夫在講笑話的時候開心地笑着。

列昂尼德·姆列欽評價說：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貝利亞的特點。爲了得到斯大林的一句稱讚的話，這個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對於他來說，無辜者的生命一錢不值。

「我們是鋼鐵戰士」

捷爾任斯基是克格勃的開創者。有人罵他是「身穿騎兵大衣的山羊鬍子劊子手」和「吸血鬼」，也有人歌頌他是「神聖殺手」和「鋼鐵戰士」。這位奉命組建「契卡」的元老級革命家，上任伊始就提出：「槍決的權力對『契卡』無比重要。」捷爾任斯基在沙皇的監獄中服刑達十一年之久，他比誰都明白鎮壓機構是如何運作的。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他汲取了哪些經驗教訓呢？他清楚地記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是怎樣輕而易舉地就矇騙了沙皇的警察和獄卒的，他不願意重複敵人犯過的錯誤。

與列寧一樣，捷爾任斯基精力過人，可以持續工作幾天幾夜；同時，他又極其廉潔，雖然身居高位，卻過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大部分時候都依靠麵包和清水維持生命。有人說，他們是一羣純粹的理想主義者，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領袖羅伯斯庇爾一樣，他們革命的方式可能有錯誤，但他們的人品是不容置疑的。

捷爾任斯基的外甥女曾以讚許的口吻講過一件小事，後來這個故事成爲幾代少先隊員們學習的教材。那是一九一九年鬧饑荒的時候，有一次捷爾任斯基跑到姐姐家去做客，姐姐知道他想吃什麼，就給他烤了軟餅。他脫下大衣，坐下來要吃時突然問道：「你在哪兒弄到的麵粉？」

「在哪兒？麵粉只能到投機倒把商那兒去買！」姐姐回答說。

他勃然大怒地吼叫起來：「什麼？我沒日沒夜地同他們鬥，你可倒好……」他抓起軟餅就扔到窗外去了。

我不認荻嗡夠男形惺裁粗檔迷捫鐧牡胤健＝荻嗡夠尤肀男卸烤故淺鮎諞恢擲硐脛饕宓惱娉希故淺鮎詼閱持種貧確搶硇緣慕吡次濫兀課儀閬蠐諍笳摺Ｈ綣狄恢種貧紉園崆濁楹豌蘚θ誦暈郟敲此暮俠硇躍烤固逑衷諛睦錟兀咳綣狄恢種貧攘鎂用癯勻肀娜ɡ疾荒鼙Ｕ希敲此鐧母叩骶烤褂屑阜質欽媸檔哪兀?p>蘇聯科學院院士亞·尼·雅科夫列夫曾經在政治局工作，並領導了爲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恢復名譽的工作。這樣的經歷讓他洞悉了專制制度瘋狂運轉的祕密，他認爲其動力來自於人類內心隱祕而強烈的對權力的慾望和渴求，他寫道：「要理解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捷爾任斯基等領導人，就應當知道關鍵性字眼——權力。對某些人來講，權力就是一切。在爭奪權力的道路上，這些人對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不屑一顧。他們抓住建設共產主義——最幸福的社會這一思想不放。你們想要成爲幸福的人嗎？（有誰不想呢？）那麼就要做出犧牲。他們說了：爲了達到這個目標，要不惜一切手段。於是，一千五百萬人在國內戰爭中犧牲了。舉例說，把孩子們從父母手中奪走去做人質，難道正常的頭腦能想出這種辦法來嗎？」捷爾任斯基們從來都要求別人作出犧牲，他們認爲自己有這樣做的權力。然而，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實：卑劣的手段能夠達到崇高的目的。

當喀琅施塔港發生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起義之後，捷爾任斯基迅速下令說：「要無情地鎮壓叛亂者，無需任何憐憫之心，槍殺他們，俘虜也包括在內……」在這樣一個拼命追求權力的變態狂面前，普通人的生命僅僅是一堆沒有具體指向的統計數據而已。緊接着，「不遲於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氣向戰列艦『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發起攻擊」的命令也由軍方發出了。

歷史選擇了捷爾任斯基擔任絞肉機的總設計師。一九二一年，一批在安全機關工作的共產黨員給中央發去一份聲明：「共產黨員一旦參加了懲罰機構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個人，而是變成了一架自動運轉的機器，連思想也是機械化的，因爲他不僅被剝奪了自由說話的權利，而且連個人思想的自由也沒有了，他不能自由陳述自己的觀點，說明自己的需要，因爲這一切都會招致槍決的威脅……」聲明直接地指出：「長時期在懲罰機構中幹着單調的、枯燥的、機械式的工作（這工作僅在於尋找和消滅犯人），他們逐漸不由自主變成了一種過着獨特生活的人。他們慢慢養成了一些不良的傾向，如傲慢、愛好虛榮、殘忍、冷酷的利己主義等等。他們逐漸地、不自覺地脫離了我們黨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幫派，酷似舊時的憲兵……作爲黨的鐵甲拳頭，這拳頭打擊的首先是我黨的腦袋……」捷爾任斯基立即消滅了這羣說真話的部下。

然而，這一切僅僅是開始。隨着三十年代的到來，絞肉機以更高的效率運轉起來，「古拉格羣島」（勞改營）遍佈在這個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裏。數千萬人成爲無名的囚犯，數百萬人成爲隸屬於克格勃的工作人員。科學家和人權活動家薩哈羅夫對這些勞改營管理總局的管理者們的選擇感到困惑：「我有時在想：這些人的動機是什麼？功名心？恐懼？工作的慾望？權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拉茲貢卻找到了答案。拉茲貢曾經在鐵窗後度過多年，他寫道：「他們同我們不是同類，他們跟過去的我們不是同類，跟現在和將來的我們更不是同類。同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對待他們不能像對待人那樣，他們只是裝扮成人樣。同他們交往時也要假裝把他們當人看。但你要堅信，他們只是假裝成人……」與之相似，科學家瓦爾加院士曾經對匈牙利共產黨的領導人馬加斯說：「正派的人不去當偵查人員或是祕密警察。只有社會渣滓才去那裏，這些傢伙感興趣的當然不是事業，他們關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們儘量多地懷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進監獄，直到最後營造出這樣一種氣氛：所有人都像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懷疑者和被懷疑者。」

而這恰恰就是領袖與特務頭子共同的目的，他們需要一隻爲數衆多的「鋼鐵戰士」組成的特殊隊伍。在恐怖瀰漫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的蘇聯社會，只有成爲一個「鋼鐵戰士」才能獲得權勢、金錢和榮譽。同時，宣傳機構也賦予「鋼鐵戰士」以崇高的人格力量，從少先隊員的誓詞到入黨的效忠，都在鼓勵人們成爲絞肉機上的一顆忠實的螺絲釘。領袖卻在克里姆林宮陰暗的角落裏獰笑。斯大林的女兒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在自己的回憶錄《只有一年》中寫道：「『一起車禍』是我父親在下屬向他彙報執行情況時提出的一個官方說法。父親覺得到處都有陰謀，到處都是敵人，這已經是一種病態，一種迫害狂——源於空虛和孤獨。他極其殘酷地反對這個世界。」善良的人們卻被迫匍匐在這些「鋼鐵戰士」的腳下呻吟着。

「沒有拿不到的供詞」

亞戈達是第一個被處死的特務頭子，他在被槍決之前寫下了一份懺悔書，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說的真話：“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爾什維克，而我從來就不是。裝相的不只我一個，幾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細，就會發現俄國舞臺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掌握着一切權力的人都像在舞臺上一樣在做戲，他們戴着假面具，幹着隱祕的勾當，裝模作樣忠於偉大的黨，對領袖卑躬屈膝，而心裏想的卻是把那些領袖們拖到盧比揚的地下室，並把他們扔下去，到處都在演戲！爲人民服務是演戲！這種恬不知恥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過去是拿老百姓尋開心！而今天這就是我們的生活。第一種人演『人民崇高的父親』，第二種人演告密者、叛賣者，第三種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種人演『劊子手』。所有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嚴肅的形式出現，就像表演俏皮的時事諷刺一樣，真實莫名其妙！”

在龐大的優孟帝國裏，所有人都被要求充當演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領袖與特務頭子本質上是一樣的，僅僅是角色的不同而已。斯大林要是決定收拾哪個人，他會做得天衣無縫，而且會借他人之手來完成。先是在同特務頭子的交談中針對某個高級官員或將軍隨意說兩句不滿的話。特務頭子隨即下令開始整治這個受害者。偵查機構蒐集他們手頭的一切材料，通常是犯人的口供。供詞都是拷問出來的，其中也包括關於那些尚不準備逮捕的人的供詞。安全部的人都知道，所有供詞遲早都用得上。

材料上交給斯大林，他建議政治局進行審查並給個意見。意見永遠只有一個：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逮捕歸案。斯大林聽完同志們的講話，同意大家的意見。不過還要補充一句：真可惜，一個不錯的組織者。斯大林本人是一個最出色的演員和導演。

據《推倒紅牆——克里姆林宮最新檔案解密》一書披露，克格勃經過多年經驗的積累，摸索出了一套嚴密的刑訊程序——

第一道程序：在逮捕後，馬上開始對被逮捕者大喊大叫和謾罵，往臉上吐唾沫。經過車輪戰之後，大部分人都會老老實實承認自己莫須有的罪行。

「你是壞蛋！」——「是，我是壞蛋！」

「你是特務！」——「是，我是特務！」

「你想暗殺斯大林同志！」——「是，我想暗殺斯大林同志！」

於是，事先編造好的供詞便可以毫不費力地強加給神志不清的人們。

第二道程序：鞏固已經取得的「成績」。招認的人得到較好的飲食。給他抽菸，把親人送的東西轉交給他，甚至允許看書看報。審訊人員竭力讓犯人明白：現在想翻案已不可能，爲了挽救自己，必須「誠懇地悔改」。犯人得到紙和筆，可以在監獄裏寫交待材料。

第三道程序：如果犯人要在法庭受審，那麼還要進行輔助性的工作，即預先「排練」。審訊者會告訴犯人：「你要知道，如果翻供，我們將慢慢折磨你，把你一塊塊撕碎。」或者用更有效的方法：「你應該好好想一想，是你一個人承擔罪罰好呢，還是讓你的妻子和孩子們同你一起被處死好呢？」法庭的場景往往會被逼真地彩排多次。

第四道程序：用一套很複雜的方法對犯人進行「個別對待」。首先對暗中彙報的犯人進行訊問，對他進行研究。而對所謂的「集團」、「中心」案件則採取另外的辦法，同時對所有犯人進行突擊審訊，對某甲進行威嚇，對某乙進行勸說，對某丙進行許願，對某丁則綜合使用上述方法，目的是使他們離心離德，相互懷疑、相互揭發。

當然，如同「請君入甕」的故事那樣，發明這些程序的人最終也被圈進這些程序之中。亞戈達和葉諾夫垮臺之後，都遭到了殘酷的折磨。而貝利亞的副手和繼任者阿巴庫莫夫，在被捕之後晝夜都被戴着手銬，只是在吃飯時手銬才被打開。白天他的手被銬在背後，夜裏才允許把手銬在前面。阿巴庫莫夫一生都致力於摧毀人的意志和生命，殊不知他自己的意志和生命也被以同樣的方式摧毀了。

在貝利亞主持工作時，斯大林作出了關於允許刑訊和拷打被捕者的著名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發給各州委、邊疆區和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的密碼電報上有斯大林的親筆簽名：「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作出如下說明：經中央批准，自一九三七年起允許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中採取體罰手段……作爲例外，今後必須要對人民公開的和未解除武裝的敵人採取體罰手段，把它作爲完全正確的合適宜的一種手段。」此後，嚴刑拷打被合法化了。

克格勃的一位官員、內務人民委員部加格拉地區副處長瓦西里耶夫在一份報告中說：「許多被捕者在審訊中被打死了，然後出具他們是因心臟麻痹或其他原因而死的證明，有位被捕者遭到連續幾個小時的毆打，打得他渾身上下體無完膚。做了一個繩套，把它套在這個人的生殖器上，然後拉緊繩套。魯澤少校對工作人員說：『誰不打人，誰自己就是人民的敵人！』」

有一天，瓦西里耶夫走進一個偵查員的辦公室，偵查員他正在審訊一個犯人。瓦西里耶夫問：「他表現怎樣？」偵查員一邊填寫審訊紀錄一邊答道：「他不說話，不想承認懷有敵意。」瓦西里耶夫仔細看了看被捕者，發現他已經死了。圍着犯人走了一圈之後，瓦西里耶夫發現犯人被打破的後腦勺上有血。偵查員洋洋得意地拿出兩指厚的一條已盤起來的鋼絲鞭，承認自己用這條鞭子鞭打了被捕者的後背，但沒有發現人已經被打死了。

特務頭子們「創造性」地發揮了領袖指示：他們命令手下對犯人採取車輪戰，被捕者一連數天、甚至數十天不許睡覺，不給吃飯和喝水，不許上廁所，長時間暴露在強烈的燈光、陽光下，或者放在冰天雪地裏，迫使他在精神和肉體上崩潰。他們還發明了種種酷刑：將被捕者吊到拷問架上，把身體拉長，往嘴裏灌熱水；打斷四肢；用橡膠皮帶抽打犯人；挖掉犯人的眼睛，捅破耳膜；由數個身強力壯的行刑手連續不斷地扇犯人的耳光；將四周都釘滿鋒利釘子的特製箱子扣在犯人身上，迫使犯人蜷縮在地上，只要一動就會被釘子刺得遍體鱗傷；將電線綁在男性犯人的生殖器上，長時間通電。他們還讓手下在精神上侮辱犯人，讓犯人失去自尊和自信。克格勃工作人員讓犯人吃掉別人的小便和大便，讓犯人長時間學狗叫，或者學狗一樣進食。他們還剝光女性犯人的衣服，讓其赤裸着在男性犯人和審訊者面前走動，要求她同時唱歌、跳舞，甚至把赤裸的女性犯人關進透明的玻璃櫃裏到處展覽，命令內務人員或者男性犯人強姦她。總之，凡是能夠想到的酷刑他們都會實踐一番，並互相交流「經驗」。

這樣就實現了貝利亞們所保證的「沒有得不到的證詞」。在克格勃看來憲法和法律不過是一堆毫無意義的廢紙——「如果『遵紀守法』，我們還能做什麼呢？」所以，當戈爾巴喬夫試圖在蘇聯建立「法治」的時候，克格勃頭子感到他們的末日降臨了——儘管戈爾巴喬夫是克留奇科夫的恩人，他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背叛，他的背叛是有道理的：誰讓你要強迫不能見陽光的蝙蝠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呢？

「最大的敵人就是知識分子」

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曾經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會談過。戈培爾很不喜歡蘇聯人，他在日記中寫道：「莫洛托夫的陪同人員十分平庸，也沒有一位大人物。他們好像無論如何也要確認我們對布爾什維克羣衆的本質的理論認識。他們的臉上顯現出相互間的懼怕和種種弱點。甚至與他們隨便閒談也幾乎完全沒有可能。國家政治保安局警覺地注視着。這太糟糕了！在這個世界裏人的生命沒有任何價值。」戈培爾是一個慣於指鹿爲馬、睜着眼睛說瞎話的僞君子，可他畢竟還有幾分對古典文化和藝術的喜好。然而，當他想與俄國同行談論藝術的時候，對方卻只能像背書一樣回答以馬列主義的教條。由此可見，蘇聯的體制對智慧和自由的敵視程度甚至超過了納粹德國。

一九二一年，詩人布洛克請求出國去治病，列寧向特別處處長緬任斯基徵求意見。緬任斯基當天就回答說：「布洛克具有詩人的氣質，任何一個事件都可能對他產生不良影響，他就會很自然地寫詩反對我們。我認爲最好不要放他出去。」正在決定如何處理布洛克的問題時，偉大的詩人與世長辭了。

在布洛克的葬禮上，緬任斯基派出的特務的數量遠遠超過了前來的詩人和作家。連沙皇都不曾如此仇恨詩人——據最新公開的材料顯示，當年被宣佈爲自殺的著名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和葉賽寧都是死於克格勃精心安排的謀殺，行動計劃得到了克格勃最高官員的批准。

正如列昂尼德·姆列欽所說的那樣：「社會主義制度存在的內在邏輯是：只要有絲毫的放鬆，制度就會開始瓦解」，而在克格勃領導人的眼中，知識分子就是那些無比危險的、在大堤上打洞的白蟻。因此，要鞏固蘇維埃政權，首先就要壓制知識分子的雜音，不允許他們進行思考和創作，想方設法將他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降低到一個「安全」的水準上。當然，這樣做的結果是全體社會成員（包括領袖在內）的智力的全面而急劇的下降。恐怕雄才大略的列寧做夢也不會想到，極度平庸、死愛面子、離開講稿就不會說話的勃列日涅夫居然會穩穩當當地掌權將近二十年之久——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領袖。

一九二二年，在去哥爾克村探視了列寧之後，捷爾任斯基下令系統地蒐集所有著名知識分子的材料，其中包括作家、醫生、工程師、農藝師等。所有的情報都集中在「知識分子處」裏。他指示：「對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應該建立專門的卷宗。每一組和每一分組的材料都應由在行的同志加以全面的研究闡述……材料應經過各方面的核實，以使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準確無誤和不可更改的。」他強調說：「應該記住，我們處的任務不僅僅在於把一些人驅逐出境，而且在於修正對待專家們的路線，也就是說要分解他們的隊伍，把那些準備無條件支持蘇維埃政權的人提拔起來……」這就開創新政權了蒐集知識分子「黑材料」的傳統，而材料之廣泛和翔實，遠遠超過了當年沙皇的密探。

在斯大林時代，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在集中營裏悲慘地死去了。漠視和仇視知識分子，實行信息封鎖和愚民教育，是導致蘇聯社會最後走向停滯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就註定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對峙最後誰會是贏家、誰會是輸家。在赫魯曉夫時代之後，統治者對知識分子的壓力相對減輕了。但是，統治階層依然把知識界看作心腹大患。

安德羅波夫是歷屆克格勃主席中最有知識分子氣質的人，他愛好文學、音樂和繪畫，甚至還寫一點詩歌，與許多作家、畫家、演員和科學家都是私人朋友。他曾經關心過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的案件，允許七十二歲、身患重病的老學者回到莫斯科，繼續其學術生涯。然而，在更多的時候，安德羅波夫還是向知識分子們張開了尖銳的牙齒。就是這樣一個表面上文質彬彬的克格勃首領，卻向中央倡議成立一個克格勃的獨立部門，其任務是「與境內的思想顛覆活動作鬥爭」。「思想顛覆」是一個很難理解的概念，也是一個隨便就可以扣在知識分子頭上的可怕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克格勃的一個新部門——第五局成立起來，它專門對付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這個部門成立伊始就接手了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案件，安德羅波夫親自注視着事態的推進，並要求文化和外交部門「頂住西方的壓力」。

俄羅斯著名學者羅伊·麥德維傑夫在《人們所不知道的安德羅波夫》一書認爲：「克格勃的威力和影響力從來沒有像安德羅波夫領導它的十五年間那麼大。當時不僅就一般工作人員和情報員、各總部和特工小組、派駐機構和特殊部門的數量來說，甚至就工作效率來說，這個組織都達到了各國特工史上前所未有的規模。」安德羅波夫在對付他所不喜歡的知識分子時，一個最爲惡劣的做法就是大大發展了「政治精神病學」，十多年間有八十萬人被戴上「精神病患者」的帽子——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不僅沒有精神病，而且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他們因爲批評蘇聯社會的現狀而被當作精神病人，強制送進由克格勃管轄的精神病院接受所謂的「治療」。這是世界醫學史上最爲黑暗、最爲齷齪的一頁。從「非人道」的程度上來說，可以與納粹德國和日本在集中營中實施活體解剖的暴行相提並論。而安德羅波夫正是這種無恥行徑的積極的實行者。

安德羅波夫升任總書記之後，並沒有放鬆對克格勃的控制，他提名由切布里科夫擔任克格勃的首領。果然不負衆望，切布里科夫在新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對待知識分子比前任還要苛刻。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切布里科夫給中央遞交了一份題爲《關於小型文藝節目演員某些演出的消極傾向》的報告，該報告指出：「據國家安全委員會獲悉，最近一些談話類的小型文藝節目演員把思想有害、美學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幕間劇列入自己的演出節目，這些節目以詆譭的形式對膾炙人口的蘇聯愛國主義軍事題材的文學作品和電影作品進行諷刺性的模仿。許多觀衆認爲，這種演出有損於愛國主義和蘇聯人公民覺悟的培養事業，從客觀上幫了階級敵人的忙。」

這些指責主要是針對演員哈扎諾夫的演出。對此，列昂尼德·姆列欽在著作中反問道：「克格勃工作人員總愛說，只能按照黨的指示辦。但事實上卻是徹頭徹尾的自行其是。沒有任何人讓他們去評判一個演員的演出。難道研究『思想有害、美學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小型文藝節目也屬於克格勃的職責範圍嗎？但切布里科夫同他的前任一樣，認爲自己有責任監視生活各個領域的意識形態是否健康。」克格勃的觸角不放過任何一個領域。

當知識分子們在恐懼中停止他們的科學發明、文學創作和藝術創造的時候，蘇聯社會便失去了其內在發展的動力。恐怖僅僅是一劑強心針，它只能暫時緩解社會的腐化墮落，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的病根。恐怖不可能真正成其爲一種「信仰」，玩弄恐怖這張牌的人總是以爲自己玩得得心應手，殊不知最後自己卻走向玩火自焚——當克格勃把知識分子當作敵人的時候，它自己卻成爲知識分子乃至所有有良知的蘇聯公民的敵人。恐怖統治最終將迎來它失效的那一天，而一旦到了那一天，恐怖統治便會成爲一桶澆到火焰中去的油。於是，作爲一個特務組織的克格勃以及它所依託、所服務的極權體制也就走到了盡頭。

文明從來不會被那些邪惡力量所戰勝——讀完《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一書，我得出了這樣一個簡單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