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部分採訪內容:

問：您能談談來參加今天這個活動感受最深的是什麼嗎？

高：我覺得法輪功做的一件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把江澤民送上了國際法庭，大家都在控告他。這是過去民運組織一直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法輪功做到了。

作爲一個民運人士，我有一個感受，民運組織是一個政治團體，在政治團體中很多東西是按政治的一些規則去運作的，做爲我來講，我是一個是理想主義者，是一個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我有時候不得不承認政治是骯髒的，它沒有一個道德，雖然它有一個道德底線，但按照政治的規則做事，我有時候就感到內心很不情願。

但是我感覺到法輪功給我一個很大的精神上的震撼，法輪功學員像兄弟姐妹一樣，沒有內鬪，是一個很和諧的團體，面對共產黨這樣的打壓，他們講「真善忍」，面對打壓，面對很多不理解的人的嘲諷，他們能夠很平靜地，微笑著接受。在這一點上，我感到法輪功的道德感召力是我們所不具備的，所以我很敬服，雖然我不是法輪功的人，我很敬服。

法輪功到今天能夠有這麼多西方人，這麼多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不同年齡，不同種類的人都能夠走到一起來，這種凝聚力和道德感召力是讓我內心最有感觸的。

民運搞了這麼多年，到今天爲止，民運不是在強大，而是在不斷地往下走，這裏面我不得不考慮，做爲一個民主運動我們缺的是什麼。而這一點恰恰是法輪功所具備的。我跟許多法輪功學員是好朋友，我就感覺到他們所給予我的一種道德上的震撼，我不得不很佩服，這是我跟你講的一句心裏話。

今後能夠在中國這個社會當中淨化人們靈魂的，就是法輪功。因爲共產黨統治中國五十多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把人的道德已經摧毀掉了，人沒有一種恥辱感，沒有一種畏懼感，金錢至上，道德淪喪，這樣一個社會是很可怕的，而法輪功在這個當中，在今後重建道德，重建文化當中，這是最重要的，恰恰法輪功就具備了這一點。

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道德，一個社會公德的話，沒有一個是非的話，就是建立民主社會，這個社會也會像動物一樣，弱肉強食，非常可怕，而在這方面，法輪功是我看到的希望，也就是重建中國社會道德的希望。這是我的看法。

問：您剛才提到，把江澤民送上國際法庭是法輪功做的一件最了不起的事，您能談談它怎樣了不起嗎？

高：這個意義在我看來至少有三個方面。一個是告訴中國那些當權者，包括執行任務的警察，做了違法的事情是有後果的，有要承擔責任的，那下一次他再想打人時可能就要猶豫一下了，就不會那麼肆無忌憚了。

第二個意義在於它向西方社會表達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人權標準與西方是一樣的。西方社會都相信，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所以你中國人不吭聲，他們就以爲你選擇的就是這樣的方式和標準。

西方社會的人很難想像到共產黨的殘酷，這裏的人對貓對狗都要講愛護，共產黨就不把人當人，你受到這樣殘酷的迫害還不去說，西方社會就會覺得是你認同的。所以起訴江澤民這件事就等於是告訴西方社會，中國人民選擇的人權標準跟全世界是一樣的。

還有一個意義就是讓西方的政府在以後與中共打交道時手裏多一張牌打，他們會有更有份量的談判籌碼，這對改善中國的人權是有幫助的。

問：那您對於最近法輪功學員在比利時控告江澤民的案子未被受理一事有何評價？

高：這正說明共產黨怕了。他們用外交和政治的壓力干涉法律程序，施加的壓力確實很大。但我覺得結果不重要，重要的是過程。在各國不斷地起訴的過程中，我上面說的三方面的意義就已經得到了實現。這個過程就非常有意義。

問：據我所知，歐陽昱在他弟弟遇到危險時曾多方求助，但最終沒有能夠將他弟弟救出來，澳洲社會沒有能夠給予幫助，請問您對此有何評價？

高：我是這樣看的。法輪功，包括民運的人士回到中國受到迫害後，澳洲外交部能夠幫到的很少。對於法輪功，澳洲政府認爲這是一個敏感問題；如果歐陽明是澳洲公民，那澳洲政府面對選民，它有責任，它沒辦法。如果是中國公民，它就覺得很困難。澳洲政府跟中國用對話的辦法，它既想堅持自己的人權理念，又不想讓共產黨難堪， 所以就用這種對話。其實在我看來這種對話是沒有什麼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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